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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尼采的“遗毒”（2）

插：1980年代的笔者，初读尼采，如同鲁迅一般，迷醉于那拔扬生命意志之类的话语。成为超人就是摆脱奴隶，谁不想摆脱奴隶呢？因此，那超越再超越的生命哲学如同一道上帝的命令（尽管在尼采那里“上帝死了”，尼采其实是用超人取代了它），便使自己把尼采的呓语当成生命的真谛。可是，今天再读，文本还是那个文本，情形却完全两样。人不能孤悬于世，你成为超人，他人怎么办？这个世界并非鲁迅所说“超人一出，世乃太平”，世有超人，毋宁是个太不平。这样一个永无平等的社会，是不能住人的。而一个尼采不屑的民主社会，既无超人，又无奴隶。它或可有强势和弱势，但，强势不是凌驾弱势，它正须为弱势打算，就像当年美国民权运动，是许多白人为黑人争平权。因此，不是尼采的“世界者，强有力者之世界也”。而是，世界者，人人之世界也。在这样一个阅读转变中，因为有了另外一种价值尺度，胡适上引尼采的话，不禁让人冷汗在脊。

可是，鲁迅深深陷入了尼采，以至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合二为一。受鲁迅亲炙过的徐梵澄有这样一段回忆文字，记述了尼鲁之间的灵犀：

“无可否认，在先生接受马列主义以前，受尼采的影响最大。这可远

推至以文言文写《文化偏至论》的时期，在1907年。——即如《野

草》，其中如《过客》、《影的告别》两篇，便甚与《苏鲁支语录》的作

风相似。这很难说是偶然的巧合，或故意的模仿；竟不妨假定是于尼

采的作品，或原文或日文的译本，时加玩味，欣赏，而自己的思绪触

发，提笔一写，便成了那形式了。《野草》可说是一部散文的诗，先生

的得意之作。这只合用文学上的术语说，是受了尼采的‘灵感’。”

徐梵澄先生早年留学德国，专门翻译和研究过尼采，他对鲁迅也很熟悉，此话并非无稽。而且徐的话透出的另外信息是，早年的鲁迅钟情尼采，晚年的鲁迅则移情卡尔·马。

尼采的“遗毒”在于，不但一战时德国将领卑恩赫低的强权论和尼采的学说曲径暗通，而且二战时纳粹希特勒亦可溯源于他。希特勒本人就自视为超人，而雅利安人亦被视为超人种族，所以要对犹太实行“种族灭绝”，这其实是尼采哲学的国家演绎。当然，不必要把希特勒的帐算到尼采头上，尼采手上没有血。但，必要指出，尼采的思想成为后来者的资源或之一，亦即他的思想可以被邪恶利用，这就是他的内在的危险性。其危险在于，他的思想原本就有可以利用的东西，利用与被利用之间在精神上有着一种“隐秘的同构”。如果说尼采思想可以导致20世纪希特勒式的“右的极权”，那么，谁的思想则可以导致前苏联式的“左的极权”。可是，它们先后成为鲁迅思想的援引，意识到这一点，足以让我屏住呼吸，深长体味。和鲁迅相反的是胡适，胡适对两个德国人的态度就是他对这两种极权的态度。在后面将会看到，自1940年代始，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胡适是如何对左右两方面的极权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案：胡适对尼采的态度并非一概抹煞。1919年，胡适为新文化运动点睛，作《新思潮的意义》。在胡适看来：“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为什么要评判？“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尼采的“价值重估”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1980年代，虽经断裂，但它始终是一代思想先驱进行时代颠覆的合法性依据，它确乎是尼采思想中的积极组成。可见胡适于尼采，取其所取，弃其所弃，取弃迥然，关键在于有一双分辨的眼睛。

十六　消极和平主义（1）

依然是《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

一战爆发，胡适的朋友讷斯密斯博士新从欧洲回，和胡适谈起了他在欧洲的闻见。这一批不同国籍的和平主义者，是反对任何武力的，不独反对武力的侵略，也同样反对武力的抵抗。对此，胡适把1914年欧战新爆发时的自己称为“极端的和平主义”，笔者倒愿意把包括胡适在内的他们统称为“消极和平主义”（此名即出，不日便在胡适后来的篇幅中发现胡适自谓“消极的平和主义”）。

胡适的消极和平主义，在思想资源上，主要是中国先秦时代的墨子、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