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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已经五十年代了，时过境迁。胡适给唐德刚做口述时提及当年这一节，唐德刚犹愤愤不平，当然不是为胡适。他在文后加注，云：“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原稿为英文，见《留学日记》＇，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犹不足取。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又云“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　唐德刚不仅是热血青年，多少还是“愤青”。几十年过去了，尚未能给那时处在孤立状态中的胡适以同情之理解。那封公开信的主旨是“安心读书”、还是反战，看不出来？我还真看不出多了些胡适那样安心读书的人，国家就没有希望了。尽管胡适内心爱国，“日来东方消息不佳。昨夜偶一愁思，几不能睡。梦中亦仿佛在看报找东方消息也”，　梦中都在看报，这是一个怎样的细节？可是，等到胡适说出来，却偏偏是：“……我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同上）唐德刚亲炙胡适，但他理解胡适吗？不过，最后一句话唐德刚说对了：“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当时如此，后来更加，以后我们会看到胡适自己的慨叹。一个热血的世纪和一个容易热血的民族（这是它的不成熟的表现），是不需要胡适的，就这个问题而言，胡适到今天依然是一个孤独的“他者”。

十九　“爱国癫”（2）

当年胡适“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他的遭遇放到今天并非就成为过去。那些北美留学生的爱国感和道义感当然不容置疑，但和他们持论不同，就是“不爱国”吗？爱国的“爱”，是一种心理状态，或者是一种动机，谁也看不见，能看见的就是各自面对问题的方式。谁又有权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为“不爱国”呢？就其动机而言，胡适力表反对意见，就是出于“为‘执笔报国’之计”。那么，在方式的层面上，很难说“战”就是爱国，“不战”就是不爱。国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框架，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才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爱国，须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那么，把胡适批评的“决一死战”拿来，请问，是谁去战？是这些遥在北美的白面书生吗？同样，“吾辈非战即死”，这“吾辈”，到底是“吾”，还是“辈”？说穿了，“吾”只是一个鼓动者，“辈”才是去上战场的人——多合理的分工！一百年来，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这样去“唤起民众”，而无暇顾及这其中遮蔽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爱国，它能是爱民意义上的爱国吗？这分明是以别人的血肉餍足自己的爱国热忱。退一步，即使“吾”上战场，“吾”依然没有权力鼓动“辈”和吾一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处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权利。如果“吾”因爱国而“辈”则必需随从，作为一种道德绑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至于胡适，“为这种英雄主义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牺牲，值得吗？”什么叫“值得”？英雄主义还过问“值得”“不值得”？是的，值得与否，本身就是一种功利换算，这也正是胡适和“爱国癫”的不同。但，胡适的功利非关个人，此刻他关注的乃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战争是群体生命的填空，道义只能是个我律令：这是自由主义性质的群己关系。为拯救民族，不惜自己流血，这是道义。如果轮不到自己上战场，却说便宜的大话，这其实是要别人为道义买单，而且是用生命。因此，在群体安危的面前，选择者没有道义，只有功利。或者，出于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的选择，就是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