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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的悲悯情怀
顺治（1638—1661）名福临，是皇太极的第九子。说起他，人们的脑海里很容易浮现出一个多情种子的形象。传说他因了董鄂妃的逝去，伤心得想跑到五台山去当和尚。后来出家未遂，不久便抑郁而终。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但本质上不过是历史上“不爱江山爱美人”故事的重演。其实，对爱情绝望了，宣泄的方式有多种，顺治偏偏选择遁入佛门。这说明他对“佛”是看重的。从史实看，顺治也确实具有一颗“佛心”。——佛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顺治亦对尘世万物充满了悯恤之心。这一点他们是相通的。
顺治时代的生产力尚不十分发达，粮食问题仍然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且由于当时的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很不完善，抗灾救灾的水平非常低下，一旦遇到洪灾旱灾，守着田地度日的苍生就只能背井离乡，以乞讨为生。由此便也常常出现饿殍遍野的惨象。顺治相当体恤民情。他即位时才六岁，至二十四岁崩殂，在位约十八年。在他不长的皇帝生涯里，他下诏免去受灾民众的税赋达二百多次。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里，《清史稿》还记载免去灾赋数六次，涉及郡县达六十三个。如果说早年下的免税赋诏书可能是摄政王多尔衮等人的意见，那此时顺治已经成人，免灾赋的行为应该包含了他的主观判断。这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顺治确实是一个具有悲悯心的人。
顺治的悲悯，还体现在珍惜民力上。顺治亲政时约十四岁，亲政的前一天，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有事上奏，待奏完，顺治问曰：“外间钱粮，有无益之费否？”巴哈纳等奏道：“有这个事情。现在北京的建设，用的是临清地方的砖，还专门派了官员在那里监烧，烧完后再经过漕船水运到通州，再经五闸才抵京城，花了不少运费。”巴哈纳说的这些地方，都在现在的北京城里，但当时城市还没有现代化，交通也不发达，运砖之费十分巨大。顺治听到这个情况，即刻降旨要求“临清烧造城砖，著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关于这件事，《清史稿&；#8226；世祖本纪》里有“己未，罢临清岁造城砖”的记载。对于民间一些费钱又费力的“拍马屁”动作，顺治也是比较清醒的。罢烧临清砖后第三天，江西又造了一个龙碗送上来，想得到皇上的恩宠。可顺治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我正想节用民力，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其珍惜民力，由此可见一斑。
顺治一朝，为人所诟病的，莫过于圈地。圈地一事，从顺治的出发点来说，主要是为了免除民族之间的纷扰。即通过圈地，使满人的田地与汉人的田地各有疆界，互不干扰。但在操作过程中，由于地方官良莠不齐，有的地方官只圈不补，或是多圈少补，致使汉人失地甚多，民怨四起。应该说，圈地一事，是清代开国之时缓解满汉矛盾的不得已之举。在行使皇权之时，顺治亦多次有免除“圈地”的举动，可见其既慈悲而又无可如何之心态。史家孟森在《清史讲义》里评曰：“当开国时不得已而暂行，则在历史上固为可恕，且世祖（顺治）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较之明代溺爱子弟，向国民婪索庄田者，尚较有差恶之心。”这个评价大抵是中肯的。
对于那些降臣降将，顺治也是宽容的。李自成的重臣牛金星入清后，父子二人都得到重用。当时有个叫常若柱的人向顺治弹劾牛氏父子，“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顺治下旨，认为“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结果常若柱被罢归。
顺治并非是个十全十美的人。在他一朝，亦有许多事情叫人齿寒。比如，“逃人”一事，就为后世所谴责。开国战争时，满人常捕汉人为奴，汉人受不了虐待，常常逃跑。顺治时代，对此就追捕甚急，亦很苛酷。但总体看，顺治是一个具有慈悲心的人。他这一朝，确实也基本“顺治”，《清史稿》赞他：“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这基本是符合事实的。
康熙十八年的科考
1679年，是康熙当皇帝的第十八个年头了。这一年，吴三桂还正在闹着叛乱。人心未定，四海惊恐。虽然明朝已经亡去了几十年，但一些读书人似乎并没有忘记那个已经逝去了的年代。年轻的康熙帝为此伤透了脑筋。对于素抱天下之志的他来说，怎样把这样一个乱世抹平，把那些有着强大影响力的读书人笼络到自己的麾下，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古语云：“学而优则仕。”好在读书人中大多是慕求功名的。对于功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