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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十全武功”，不过是一个臆想症患者的呓语、一个好大喜功者的幻想，这种虚荣也许可以短暂蒙蔽人们的眼睛，但时间的河流终究会冲开历史真相上面粉饰的沙尘。现在，又还有多少人对“十全武功”深信不疑呢？

文字狱的另一端

大概是意识到文化的“利器”作用，清代的皇室对文人一直保持警惕。雍正皇帝是个相当精明强干的人，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精明，使他意识到文化的“双刃剑”作用。这把“剑”用好了，固然能进一步巩固、维护朝廷的权威，可一旦用歪了，对当前的统治却有可能起到颠覆性的效果。因此，自雍正始，清朝对文化的管制变得极为厉害。

这个事情可能还得从著名的“曾静事件”说起。据《清史稿》载，雍正六年，湖南儒生曾静派遣自己的弟子送了一封信给川陕总督岳钟琪，信中讲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说清代皇室本来是金（女真）的后裔，而你却是汉人特别是抗金名将岳飞一脉所传，现在你身居高位，一定得利用这个资源优势，报我们汉人之仇啊。这封信完全站在种姓的角度，以一个读书人的慷慨陈词来劝说当时的封疆大吏。表面上看，这确实是有道理的，但站在岳钟琪的位子来看，这封信无疑是晴天上的一个霹雳，他“大骇”，赶紧上报雍正，让朝廷去查这个事情。而曾静虽然表面上义正辞严，但却受不了皮肉之苦，一顿严刑拷打下来，立即招出自己之所以有这个思想，是因为受了浙江读书人吕留良著作的影响。那吕留良到底是什么人呢？史料显示，吕留良（1629…1683）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文家，也是有名的反清人士。这人一身傲骨，不但用家产支援义军，而且直接参加抗清战斗，左股中箭，留下终身创伤。他的著作自然满是反清言论。曾静读了他的书，一时心折，不由产生了反清的冲动。但这冲动仅只能保持短时的效用，面对严刑逼供，所谓的气节便不值一提，他“自承迂妄，为留良所误，手书供辞，盛称上恩德”，并自愿作为朝廷警示世人的反面教材，到江宁、杭州、苏州一带宣讲。只可惜，他的主动迎合并没有换来好下场，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曾静当时逃过一劫，但在乾隆即位后，即被处决。

关于这段历史，文学家们多爱谈及，云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在抄斩之时，侥幸逃免，后练成绝世武功，潜入皇宫，取得雍正首级，报了家族之仇。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侠骨丹心》等对此即有精彩叙述。但传奇归传奇，历史还是历史。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朝廷为了政权的稳固，不惜采取极其残酷的株连手段，用鲜血来堵住读书人的口，来折断他们的笔。

到乾隆朝后，对文字的管理更为严格，管理的“水平”也更为高超。相对而言，乾隆对儒学比雍正要更通透一些，因此，对于文化的箝制也显得比雍正内行。他明确要求：“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他手上积下的文字狱比雍正时更多。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