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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以前，印度经济也遭受过通货膨胀、相当不协调的政治领导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发展极其关键的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的制约（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现在要大刀阔斧地开始基础设施建设）。今天印度的制造业者所花费的电力成本是中国制造业者的2倍，而铁路运输成本是中国的3倍，因为中国曾经首先对制造业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虽然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印度的通货膨胀率从14％降低到5。5％，但仍然还需要继续降低。

还有一点，中国在1979年就放开了经济发展，这要比印度领先12年，因为印度从1991年才开始了全面发展。然而，印度在当前发展阶段的优势可能比中国更加明显。到今天，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大体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15年之后的数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更高，但印度的经济发展更稳定，而且金融部门的不良贷款数额更低。

印度在技术领域也更胜一筹。威尔·赫顿在他的书《迫在眉睫：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当做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中认为，印度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尽管中国拥有大量的投资中国仍然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印度已经做了什么，而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按照其政府所承诺的，印度的基础设施、限制性的劳工法令更加完善，其他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得以转入正轨，那么印度该如何去做。但也有一种情况会出现，即如果全球生产达到了一个饱和点，而中国又试图在全球服务领域进行竞争的话，那对印度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动力强劲的经济体。它的动力来源于对即将到来的技术洪流和贸易额日益扩大的出口的需求—至少是现在。在中国经济进行软着陆的时候，这一动力的任何缺失—不论是投资缩减、出口下降，还是技术失误—都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体系带来多重负面影响，这一点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中国未来的发展还需要拭目以待，比如，如果中国的通货膨胀恶化，或者欧洲和美国要求与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互惠，而中国出于各方面原因却无法提供。

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从事市场咨询业务的时候，日本还与中国今天的这种经济状况非常相似。日本，这个全球储蓄额最大的国家，所展现出来的产业力量也是巨大的，很多人预计它有可能引领全球经济。但由于在利率、货币以及银行规则的实施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政策性失误，事情好像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展。正如我将在下一章阐述的，自由的金融市场时常会产生令人恐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最糟糕的经济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缺陷的人类通过行政控制和政府法令，试图去管理由复杂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结果。

全球金融市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从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再到萎缩的中央银行—而政治变化是最难以预测的。全球化和开放资本市场都始于政治，是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一个解答。全球化在21世纪的存亡问题同样最终将取决于选民在政治上是否会因为其带来的巨大利益而能够接受其缺点。但这种接受似乎越来越令人怀疑。

如今的全球资本海洋仍在不断衡量政治风险。因为创业资本流动性和前瞻性很强，当有迹象显示出现哪怕“潜在”的消极变化时，它都会冲出国界，将金融恐慌的残骸留在身后。这些消极变化迹象包括阶层斗争（政治家挑起某一收入阶层同另一收入阶层之间的斗争）、过度的政府干预（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其他目的良好但可能适得其反的财政和监管变化。如今的世界变成了弯曲的，正是因为政治界和金融市场之间越来越缺乏了解。美国尤其如此。美国似乎正在酝酿一次地震式的政治变化，可能会使其抛弃自由贸易和开放的资本市场。

我将会提供一个关于全球化政治的理论，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我的论点是在过去的25年间，两党观点相对一致，就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的金融市场达成了共识。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共和党或者###党现象。实际上，###党的比尔·克林顿同共和党的罗纳德·里根的经济决策并没有很大差别。

事实是比尔·克林顿甚至比罗纳德·里根更支持自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