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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什么呀？”她那神情像是给我下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我给你的信。”

我这才记起撕过的纸条，惶惶无语以对，曹亚薇像是意识到什么，忍俊不禁。大妞却恼了，指了曹亚薇骂，说她反动军阀，腐蚀革干和工人子女的关系，并要我小心后果自负。曹亚薇只是不睬她，等她走了，才对呆愣的我说：“曲柯，将来你找个这样的夫人，怕是幸福至极了。”我忙指天咒誓，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睬这样没教养的女生。说过又有些后悔，觉得对不起赵师傅。但是这等大事，怕他再举我十下，也不好委曲求全的。

送曹亚薇到家时，我再三劝她把陈伯年的信交给工宣队，学校里正在打击流氓和抄唱黄色歌曲。曹亚薇初是不肯，说不愿害人。我说不如此便终害自己，我也没有每日做你警卫的义务。曹亚薇终于点头，然后回家，非但没有邀我家去，连谢谢也不曾有，也实在情薄。

第二天，曹亚薇果然把陈伯年给她的信如数交给了工宣队。工宣队立即把陈伯年揪了起来，他好挨了赵师傅的一阵皮靴，能够这样报复他，我也好不惬意。可不久，我发现靳峰更是由衷高兴，批判陈伯年的会上，他每次都能数出陈伯年的许多劣迹，把个陈伯年有次夜里在校园里强行抱了女同学亲嘴，收听苏修广播的事儿给抖落出来，这些都是陈伯年亲口对他讲的，陈伯年也没赖账。这么着，公安局竟来人把他拘走了，游过了不少次街。

三个月放回来后，陈伯年再也没上过学，他父亲给他买些小人书，他在街上摆画书摊儿。

同学们很少有人怜他、睬他，只有大妞儿时常去摊上看画书，陈伯年也从来不向她要钱。后来，他居然把个大妞的肚子搞大了，把个早已回厂又当钳工的赵师傅气个半死，吊起大妞打了半夜，大妞却索性和陈伯年搬到一块儿住了，只是孩子没养下来，打流了。自然，这些都是后话，是临近中学毕业，下乡时候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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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纪事　第十五章　4

爸爸复出之后，并无事可做。那时，机关的干部也都编成连队，成日里学习，或是开些批判会，批判的方式也文明多了。人人都处于一种懈怠懒散的状态，学习、会议、游行、讨论一切都是敷衍的，只有打乒乓球，下象棋是认真的。爸爸不大喜欢这些活动，且又不能随便乱聊，但每次活动，他都去得很早，回得最晚，仿佛不是如此，人们会重新把他关进“专管队”里似的。

一年多不见的父亲，渐渐发觉出了陌生，首先是父亲变得爱笑了，人谦和了不少，以往他总是爱板了脸的，我却总感觉到他的笑里有种屈辱。当然，唯对一人有例外，那就是绝不会对顾水林笑，见了他，便是鼻孔透出一股冷气。好在顾水林如今任省革委会宣传组副组长，位居要职，他们也不大见面。况且，顾水林见了爸爸，也除了“哼哈”之外，再也吐不出其他的音来，没有笑的必要。

最初回到省会的时候，爸爸恢复的那些雅兴，诸如周末带我们看电影，夏天游泳，秋天打猎，冬天赏雪，包括全家出去照相、野餐、下馆子等等，这些自然成了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爸爸如今全无这些兴致，我们偶然要求，他也会勃然变色，严肃训导一番，彻头彻尾地布尔什维克化了。

爸爸在“专管队”倒是学会了一种技艺：理发。只是慢，每次拿了我和弟弟的头做功夫，都会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他总是扳了我们的头，能摆弄近一个小时，尽管我们乱踢乱蹬，他也会嚷骂过后，又耐心进行完毕，赐给我们一个黑白分明，格外齐整的盖儿头，说是这般精神。

机关里的同事倒是喜欢让他剃，大概是日常闲了也是坐，不如省过几毛钱换个脑袋。爸爸便有了事儿做，每日从家里抱了理发工具上班，回来常常疲惫不堪。一日傍晚，爸爸回得晚，饭都冷了，刚热过扒了两口，便有人在外边喊：“老曲呀，快点去机关喽，晚上该轮我第一个理了。”

爸爸高兴地应了一声，匆匆扒了两下饭，就拿起理发工具要出门，我在门口拦住了他。我感到羞辱，我爸爸不是理发匠。我今天下午听到机关里的大喇叭，说曲少峰改正以往的错误，给人理发，已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和鼓励。我不希望爸爸这样，我希望爸爸能够是从前的爸爸，哪怕是更蛮横点。

爸爸见我满脸泪花站在那儿，最初愣了，稍许意识到什么，一把扯开我来。我愤怒地对他大喊：“丢人！”

爸爸重重赏我一掌，开门走了。望着风雪夜色中爸爸模糊的背影，我突然感觉他的猥琐，生了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