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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过后的那个夏天我是在大学图书馆阅览室度过的。阅览室一开门我就来，关门时我才走。周末我在家里学习。我是如此一心只读书，不闻窗外事，以至于审判给我的感觉和思想造成的麻木一直没有恢复正常。我避免与人接触，我从家里搬了出来，在外边租了一间房。仅有的几位熟人，也不过是在阅览室或偶尔在电影院相识的点头之交，现在我也不与他们点头了。

在冬季学期里，我的行为举止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和一些学生在圣诞节期间一起去滑雪。奇怪的是我竟然答应了。

我滑雪滑得并不好，但我喜欢滑，而且喜欢滑得很快，愿意和那些滑得特别好的人一起滑。我的下坡技术实际上还不过硬，但有时我还是冒摔交和骨折的危险从山上往下滑。然而，我冒的另一种风险——后来这个风险兑现了，我却全然不知。

我从未觉得冷。当其他人穿着毛衣和夹克衫滑雪时，我和穿着衬衫滑，其他人对此摇头不已，并对我进行劝告。但是，我对他们深怀忧虑的劝告不当回事，因为我没有觉得冷。当我开始咳嗽时，我把它归罪于奥地利香烟。当我开始发烧时，我反倒感觉那是一种享受。我感到虚弱，同时感觉轻飘飘的。我的感觉变得迟钝起来，但却感觉良好：惬意、充实。我好像在腾云驾雾。

随后，我因发高烧被送进了医院。出院时，我的麻木不仁消失不见了。一切问题、恐惧、控告、自责，所有在法庭审理期间出现而后又麻木了的惊恐和痛苦又出现了，并在我心里停留下来。我不知道当一个人该感觉冷却又感觉不出冷时，医生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诊断。我的自我诊断是：麻木不仁在它摆脱我之前或在我能摆脱它之前制服了我的肉体。

当我在夏季结束了学业并开始作为候补官员工作时，学生运动开始了。我对历史和社会学感兴趣，而且作为候补官员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呆在大学里去经历所发生的一切。经历并不意味着参与，高校和高校改革对我来说归根结底就像越南的游击队和美国人一样无所谓。至于学生运动的第三个主题——实际上也是最基本的主题，即如何对待纳粹历史的问题，我感到自己与其他学生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以至于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宣传鼓动和一起游行。

有时我想，就纳粹历史进行辩论并不是学生运动的理由，而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表达方式，这种冲突显然是这场学生运动的推动力量。父辈在第三帝国，或者至少在第三帝国结束以后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这让年轻一辈感到失望。每一代年轻人都要从对父辈的这种失望中解脱出来。那些或犯下了纳粹罪行，或对纳粹罪行袖手旁观，或对之视而不见，或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容忍和接受罪犯的父辈该对他们的孩子们说什么呢！但是另一方面，纳粹历史对那些无法或不愿意谴责父辈的孩子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就纳粹历史进行的这场辩论并不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外部表现形式，而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论集体犯罪在道德和法律方面应承担什么责任，对我们这一代学生来说它都是一个确凿事实。不仅仅在第三帝国所发生的事是这样的事实，就是后来发生的事，诸如犹太人的墓碑被涂上纳粹标志；许多老纳粹分子在法院，在管理部门或在大学里步步高升；联邦德国不承认以色列国；流亡和抵抗的故事流传开来的少，而由于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而活命的故事居多……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感到羞耻，尽管我们有权对负有责任的人进行指责。虽然对负有责任的人指责并不能使我们摆脱羞耻之心，但它却能消除由此产生的痛苦，它可以把由羞耻引起的被动痛苦转换为力量、积极性和进攻行为。正因为如此，与负有罪责的父辈较量起来显得劲头十足。

我不能对任何人进行指责。我不能指责我父母，因为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当年参加集中营研讨班时所具有的那种为澄清事实而指责自己父亲的热情，对我来说已成为过去，并令我难堪。我周围的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即他们所犯的罪行，与汉娜的所作所为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了。实际上，我必须指责汉娜，但是，指责汉娜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爱过她，我不仅爱过她，我还选择了她。我极力这样自我安慰：当我选择汉娜时，我对她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我努力使我自己认为自己无罪，说自己当时所处的状态与孩子爱父母的状态没有两样。但是，对父母的爱是谁一不需要人们承担责任的爱。

也许人们甚至也要为爱父母承担责任。当时，我很羡慕那些与他们的父母，同时与整个一代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