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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高法院为防ATT过度膨胀，垄断电讯业，要求该公司将业务分拆为七家公司。Bellcore是这些人们昵称为小贝尔（Baby　Bells）的七家公司的联合研究部门，它的总监与我联络，邀我出任他的顾问。我与贝尔实验所及其研究与开发部的一些工作人员颇有渊源，但因为彼此是竞争者，素无来往。我欣然接受这份工作。研究总监知道我已离开ITT，并快将成为大学校长，故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才特地邀我出任这职位。我也欣然接受，众所周知，在贝尔实验所工作的都是一流的科技人才，我本是外人，现在却可亲身认识其研究文化和方法，体会是什么令这家实验所成为美国最受注目的研究机构。

我有三个月时间深入认识实验所的研究人员，了解他们的目标和困惑，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分析管理上的种种问题。这工作开拓了我的视野，对我日后成为技术顾问也有所帮助。

在评估报告中我指出，研究总监在组织研究队伍时，须年轻才俊和富经验的领袖并重，他们在各自的专业范畴内都应是顶尖分子，但年轻专家们都应有创新的意念，他们的研究计划都需具有长远的发展可能。其后的发展也确是如此，所有具创意的计划都日趋成熟，可以推动公司大事发展。可惜的是，管理层得不到所需的庞大资金，不少计划都要中途放弃。看来，太多鸿图大计在同一时间推行也可能带来问题，必须审慎筹划才行。

结束Bellcore的顾问工作后，我和研究部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也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几位，我在数年后设立讯息工程学系时，聘为系内的教员。他们丰富的经验，大大有助于课程的改进，使学系的学术水平获得世界确认。

现在想来，迁回香港的准备应该可以计划得周详些。在香港时我已知道，重要职位的招聘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其实西方国家的做法也差不多。一家公司如果要找一名行政总裁，通常都是先锁定目标，试探他转投的可能性，然后利诱他，说服他接受新职位。虽然公司会出招聘广告，但只有一个申请者肯定会获聘，尽管也许有其他人更适合这份工作。

我早就应该知道递交申请书的结果，也因此在早几个月前就应该把我们的房子在房产高峰期时卖出，将我们的家私全送给别人，住进旅馆，无牵无挂地等待回港的一天。

可是，我们的房子是在我们迁出后几个月才卖出，那时房产价格正在下滑。还好，在卖出房子的三个星期后，房价才跌到了谷底。我们从没想过申请大学校长职位实如探囊取物，甚至完全忘记了申请这回事，事前全无预算。

在1985年，我曾在德国史图加特的西门子公司做过一年工，我的儿子初出茅庐，仍住在家里。他能与我们同住，我很高兴，虽然他不算是个爱打理家务的年轻人。女儿明淇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所工作，也在那儿定居。1985年冬回到美国，第一件事便是给美芸安排割除子宫瘤手术。这年圣诞，各散东西的一家人难得在家里团聚。但未来几年，我们还是要远隔重洋，各散东西。

美芸手术康复，立即就要报读附近Fairfield　College的一个春季课程，她总喜欢不断进修学习。明漳受朋友怂恿，准备在1986年秋季入Brown　University，攻读电脑工程硕士学位。他获得学士学位时雀跃万分，曾严正宣布：“感谢上天，总算读完了。从此以后我再不要考什么试，我再不要读上去。”要不是友伴鼓励，我们身为父母的根本起不了作用，我得感谢他们。

Chapter09　出掌中大（5）

在生活一切步上正轨之际，突如其来的转变令我不无忧虑，我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中大方面时常给我电话、传真、邮件，甚至派专人到访，都减轻了我的不安，在正式就职之前，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大学的生活和事务。

在一个明朗的秋日，我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就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美芸和我在机上睡得安稳，准备好与前来接机的一众要人相会，他们包括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财务长和图书馆馆长。这是殖民地时期香港的官式礼仪，我们从头等舱座位起来步向过道，即有礼宾人员指引我们来到就泊在飞机旁的一辆汽车前。汽车把我们载到贵宾室，那里早有不少人等候迎接，尤其难得的是，那还是清晨时分。室内布置体面，有足够的沙发让大家都坐下来喝茶聊天。与此同时，已有人拿我们的护照去办过关手续。从贵宾室出来，司机已在等候，我们的行李也安顿在行李箱内。新闻媒体也来了，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