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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袁世凯锋芒毕露的目的，在于示明山西有自己的嫡系，什么情报也知晓，而且有足够的武力相镇慑，不怕你阎锡山反抗。

二次革命后，袁的打手金永已知晓，袁世凯有帝制自为之意，因而处处加强对阎锡山的戒备，并积极扩充警备队以实力与阎抗衡。筹安会成立后，帝制运动已明朗化，金、阎之争更日益激烈，军民两署，每晚戒备森严，甚至相互放哨。面对太原城内，风声鹤唳，几近“草木皆兵”的情势，阎锡山甚为忧虑，觉得长此以往，如何得了，为了在与金永的暗斗中能占上风，他觉得有向袁世凯虚与示忠的必要。于是派南桂馨入京，秘道赞成帝制之意。因为筹安会六君子半数是南桂馨留日时的朋友，而且，刘师培与阎锡山、南桂馨还有一层更密切的关系。因此，南便不加推辞，衔命入京。

南桂馨此次入京，和孙毓筠、胡瑛均见了面，但主要是通过刘师培向袁疏通的。刘师培，江苏仪征人。1903年在上海晤见章炳麟，赞成“光复”，撰《攘书》。1909年为清官端方收买，入幕府。端方辛亥年调四川总督，入川后为革命党人执杀，刘的性命也有危险，幸章炳麟有电营救，才得保全。民国成立，刘妻何震从汉口辗转入京，行李萧条、生活无着。南桂馨将之请到太原，介绍到女子师范任教，后又转任阎锡山的家庭教师。以后何震探知刘师培在川的消息，由阎、南各赠川资百元，将刘师培接到太原，任都督府顾问。到都督府改将军府时，顾问裁缺，刘师培无事可干，适逢帝制议起，南桂馨遂建议阎锡山专电保刘入京，请袁任用。袁早闻刘名，而袁的亲信秘书闵文昌，又是刘的亲戚，也在袁面前极力称道。所以，翌日即得袁电，令刘入京。刘到京后初任总统府内史，后兼参议院参政。有关筹安会的文件、宣传，刘颇费心机，所以颇得袁的青睐。由于阎、南的推戴，刘师培自然相当感激，因而这次阎、南请他设法在袁世凯面前为阎疏通，刘也自然愿效犬马之劳。他告诉袁世凯不必偏信金永的话，阎锡山也是赞成帝制的。另外，阎锡山还忍痛拨款二万元，作为筹安会的经费，以表示“忠心”拥护帝制。经过此番刘的奔走，袁世凯对阎的疑忌才稍有所释。这样，阎锡山在山西也不再担心金永在袁面前告黑状了。

筹安会成立后，副总统黎元洪在北京已失去自由，因而和黎接近的人们，反袁的怒潮更加高涨。时任大同镇守使的孔庚系黎同乡，这时和黎的旧部有所往还。事为袁知，将有所不利于孔。阎锡山听说此事，先发制人，迅速将孔庚调任将军府参谋长，这当然主要是为了保全孔庚，但另一面，也是为了敷衍袁世凯。

以上这些事例，说明阎锡山与袁世凯是有很深矛盾的，但为了保全自己，却不得不频频向袁示忠。

二、媚袁固位　侈谈军国主义（1）

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秘密提出了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此之前，日本已乘欧战爆发攻占我国青岛，进兵山东），迫使袁世凯接受。1月21日，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得知二十一条梗概，曾电美国国务院：日本要求危及中国独立。2月11日，英国记者端纳公布二十一条全文。二十一条公开后，国人同仇敌忾，表示坚决反对。就在这时，袁世凯突然召阎锡山晋京述职，阎到北京后为了应付袁世凯，首先拜谒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然后拜谒了唐在礼，从梁、唐二人处得悉，袁世凯说要在三年后打日本。阎认为中国当时的国力绝无打胜的把握，袁世凯的做法只能是促使日本提出更不尽人道、更无理的要求。所以他在见到袁世凯时，斗胆陈述了自己对国策的建议：

窃锡山闻大总统以受东洋强邻压迫太甚，拟于短期数年内拥兵自卫，图与对日宣战之说，特陈管见，以供采择。窃以为处今之时，吾人应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万一因国家权利不得已而决裂，亦须切实有战胜他国之把握。夫战胜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质与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战胜之权十分之二三，后者可操战胜之权十分之六七。所谓完全之物质，极重要者厥为二事：一为军械制造之进步，一为征兵制度之实行。尤其征兵一事，今世大陆诸国，容有征兵而不强之国，断无不征兵而能强之国，盖非此不足明养一兵，暗收十兵之效，以故百政可缓，惟此为急。至实行手续则不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