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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在这里的七年中，几乎每年，我们都在努力地开垦沟沟沿沿的坡地，不断地将可能耕种的地块的植被挖掉，种上玉米、高粱或土豆。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当地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地贫瘠日益严重，平均亩产量越来越低。为了粮食总产量能够得到增长，就要少种麦子和谷子，多种杂交玉米和高粱，其结果就是……社员们的口粮质量越来越差，经常要吃难以下咽的高粱面，以致不少知青都得了胃病。要说明的是：山西的高粱与黑龙江的高粱可大不一样，粒小而干涩，一般都是用来喂牲口的。

离开这第二故乡30年后，我曾重返那个度过八年青春宝贵时光的小村庄。虽然农村改革以后，当地已经通了柏油路、用上了电灯，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也给留守的老人和儿童带来了衣食无忧的日子，但是举目望去，绿色更少了。不仅原有的树木所剩无几，就连知青们种下的那些树木也早被砍光。从火车站到村里去的沿途公路两侧，到处是私开乱建的小煤窑，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煤烟气。

回首我的知青岁月（3）

二 学大寨修梯田，劳民伤财

山西是大寨的故乡。学大寨，在我插队的八年中是“天天讲，日日干”的课目。插队五年后，我曾有幸作为先进知青集体代表和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两次去大寨参观学习。一次在1974年，一次在1976年。

在那着名的虎头山上，参观的人群如潮，参加劳动的解放军成百上千。当时我就想：这么多人，能积多少有机肥呀！我还看到在一块只有二三亩地大的地块上，同时有三台推土机在不停地工作，要把坡地推平，建设水平梯田，据说需要四五天时间推平一块地。同样型号的推土机，我们队里有一台，是北京知青办送给我们知青点的。我们用它给周边的各村生产队耕地挣钱，工作20小时大概需要消耗60元人民币的柴油，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代价。一般情况下，我们宁可使用人工和老牛耕地。记得当时同去的县革委会主任私下问我参观大寨有何感想，我回答：“学不起。我们只能学学精神了。”

说是学精神，当然也要干中学。我们连续几年都是在秋收一结束，就按照省里县里的统一规划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天，我们要像大寨人那样，把一块块坡坡地削高取平，建设水平梯田。常常是在一块不足五米宽的地块上，要把一米多深的土层从高处移垫到低处，这一切全靠我们肩挑手提。在人力财力极度有限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将每块地表上那薄薄的一层熟土都先担放到地头去，待下面的生土层搞平，再把那些熟土担过来覆盖在地表上。那样做，当然效果会好些，但劳动强度太大了，完不成建梯田的任务。绝大多数时候，地表上那层熟土都是被直接填埋到了低洼处。待水平梯田建好后，一眼望去，覆盖在地表的几乎全是高坡地下面的生荒土。这样梯田，看似整齐，但来年的春天开犁播种，长出的庄稼必是高高低低，植株细弱，到秋后收获无几。社员们常说“这就是人糊弄地，地糊弄人！”

在黄土高原上，类似这样改造过的梯田不在少数。要经过好几年以后，通过不断给地块施加农家肥，还要雨水多，才能慢慢恢复地力，长好庄稼。不从客观条件出发，形式主义学大寨，真是劳民伤财！

三 亲历“无照行医”

说是“无照行医”，当然和现在常见的骗子行医不是一回事。那是在特殊年代不得已为之的事情，而且行医的对象首先是我们自己。

初到乡村，我们为那里的贫困和缺医少药状况震惊，曾满怀激情要和这里的贫下中农民一起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69年的春天，我们每天爬在山坡坡上开荒种地，破坏生态，双手打满了血泡，腰酸背痛也照干不误。常常是吃过晚饭，回到牲口棚改建的宿舍，点上一盏小油灯，几个人用半盆水擦一把脸和脚就睡觉。大约是3月份，一连几天，我感到左臂又痛又沉，以为是累的，也没有仔细看看。那一天在地里干活，实在难受，就在阳光下翻开衣袖查看。一看吓坏了，从左手中指直至腋下，有一条红线赫然在目。我知道这是因手感染引起血管发炎，听老人们讲过“红线长到心脏会死人的”。于是在同伴的陪同下，急急忙忙赶到公社医院去看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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