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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回顾这些故事？因为我们有些人还不懂得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或者对内斗缺乏警惕性，自觉不自觉地正在走上内斗的道路。龙镇洋和周建顺写的这本书，反映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作者在代序中说，″基于我们对个别学者貌似崇高而实质荒谬的言论的担忧，我们在动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抛去了传统人物传记的写法。我们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物而写一个人物，我们试图通过这本书来对这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作一个实质性的解答″。香港商报社长吴松营在序言中更清楚地说，″对于有悠久的蔑视商人和仇视财富传统，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理念的中国文化来说，要把企业家力量看作国家力量可能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还说″个别本港学者还跑到内地鼓吹歧视和打压民营经济力量的偏激概念，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和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意见的不同并不奇怪，但是如果发展到划分成为两个阵营，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那就值得警惕了。

国内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位主张善待企业家，另一位认为需要善待的是工农群众。应该说他们两人都不错。主张善待企业家的也没有说不要善待工农群众；主张善待工农群众的，如果不反对善待企业家也没有错。依我看，所谓善待应该是保护的意思，那么企业家和工农群众都需要保护，因为我们的政府常常超出法律侵犯他们。如果说善待是给优惠，我反对给任何人优惠，因为优惠的反面就是歧视。得到优惠的一方是优惠，未得优惠的一方就是歧视。不管是企业家也好工农群众也好，都没有理由得到优惠。一视同仁，法律目前人人平等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过去我们优待工农群众，歧视″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不让入党，参军，提干，出国，甚至不让上大学，那就完全错了。好在现在这些政策已经被放弃，现在讲的是人权，是人人平等。

企业家和工农群众并不处于跷跷板的两头，一个上升另一个必定下降。相反，他们处于同一个升降机里，要么一起上升，要么一起下降。这台升降机就是整个国家或社会。国家欣欣向荣时，所有的人得得益；国家混乱时所有的人都倒霉。这已经是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可惜人总是健忘，过去的教训还得再重复体验一次。

一个国家治乱交替而不是长治久安，一般认为是因为压迫日盛，矛盾激化所致。但是解放后的经验却不是这样。依我看，解放后并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斗争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因为我们迷信那个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管是粮食不够吃，是青年得不到就业，是经济落后，统统用抓阶级斗争的这付药来处理。改革以后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并没有彻底批判过这个学说，它时隐时显，还在人们的头脑里起作用。它成为国家安定团结的重大隐患。

在一个社会中，利益的冲突永远存在着，关键是如何处理。按照现代文明国家的经验，对每个人平等地赋予人权保障，是解决问题的原则．偏袒任何一方都会造成另一方面的不公。我国的人权状况应该说不断有所进步，尽管比较慢，而且还有个别倒退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人权状况比之二十五年前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显然我们应该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谋求靠阶级斗争来解决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没有前途的。一个阶级推翻了另一个阶级之后，就会等着下一次自己被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幕幕戏。人与人相斗争，谁也没得好处，生产没有任何进步，人心锻炼得越来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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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力量》（2）

社会永远存在着矛盾，表现为贫富的矛盾，有钱有势和无权无势的矛盾。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平等的。勉强去做的结果，我们也是领教过的。穷人造富人的反，打倒富人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本来穷人有希望变成富人，其中也有少数穷人真能变成富人。可是彻底打倒富人的结果是连这点希望都没啦，因为中国变成了穷人国了。大家又说，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都是农民工造的，财富是工农群众创造的，顶多还有知识分子。这话不错，但不全面。请问，改革以前也有工农群众，也有知识分子，为什么高楼大厦没有盖起来呢？这里相当关键的一点是有没有企业家。企业家把资金融合起来，把劳动和技术结合起来，瞄准有效的项目，把这些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才形成生产力。为工农大众说话，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是对的，也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承认，在道德上占了优势。但是把工农大众的利益和企业家的利益对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