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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嘛，不是说你东阳三建就没有。可是……”厅长的话还没有说完，楼忠福就插了进来，依旧是笑嘻嘻地说：“那就谢谢厅长了。我等了这么久就等厅长你这句话啊！”厅长都被楼忠福的“滑头”逗乐了，他赶紧补充说：“谢什么，我可没有批准你。”

两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楼忠福又乘机给厅长递过一支烟，然后又点上火。

“厅长，我们乡镇企业可不容易啊，什么都得靠自己。但我们做得并不差，要是厅里能够更多点支持，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一样都是您手下的兵，照样给国家纳税，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嘛。”楼忠福乘胜追击，“进逼”已经有点疲乏的厅长。

广厦——春天就是“准生证”（3）

“楼忠福，你这话说得没错，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对你对事业这股劲我也体会到了。我看现在也不早了，先回去休息吧，我会把你的话放在心上的。”

就这样，楼忠福给厅长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和一大堆的烟蒂后，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楼忠福第一个到会场，挑了一个最前面的正中位置。楼忠福要在厅长的眼皮底下听他讲话，一来是表示对厅长的尊敬、加深他的印象，二来是要仔细听厅长讲话的内容。

果然厅长在讲话快结束的时候，提到建筑企业集团的问题。但他只是简单地说说并提醒大家，搞集团公司，有条件的可以搞，但不要一窝蜂地搞。楼忠福这时候心里有数了，因为他知道东阳三建是第一家申报的，当时浙江省别的建筑企业有意向搞集团的不少，但开始申报的还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省厅不完全支持，至少不会强烈反对。

很快就到了5月30日，楼忠福再跑建设厅，但厅里主管部门仍然没有盖章。金华市那边能够盖的公章都盖了，但有的公章还得等省厅的批文和公章。6月1日，工商局也破例地先把营业执照先发了，可是省厅主管部门还没有在“准生证”上盖章。怎么办呢？大家都很着急，却无计可施，唯有等待楼忠福的安排。楼忠福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奔跑，本来粗壮的身体也变苗条了。6月1日晚他再也不忙了，他只是跟公司骨干们说：“通知大家准备好，后天就挂牌！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不齐的手续可以再补。我看改革的春天就是最大的‘准生证’。”★

1992年6月3日上午，一个“春天的孩子”诞生了——“浙江广厦建筑集团公司”的牌子被高高地挂在东阳三建大厦的门口。楼忠福由一个乡镇企业经理，摇身一变成了浙江第一家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的总裁，手下员工1万余人，成员企业18家，集团总资产5000多万元。

1992年中国的新鲜事很多，也是在1992年的6月，中国国家足球队迎来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教练——德国人施拉普纳。这个纯粹的巧合，为一年后楼忠福又一个漂亮行动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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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自由的大门（1）

市场经济的大旗在1992年的改革东风中高高飘扬的时候，那些支持市场化改革的老一辈经济学者都乐得像一群孩子一样。也许是太在意于“送走瘟神”的胜利了吧，他们很多人竟然一时忘记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重任。倒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及时留美“补课”的吴敬琏，在高兴之余不忘记向大家含蓄地预告“重头戏还在后头”！而年轻的樊纲则单刀直入，把铜板的另一面翻开——“单一的公有制永远搞不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

穷寇找到了，而改革力量的追兵也立即赶到——所有制问题或者说产权问题，从1992年开始，逐渐成了中国经济改革演义中的最新剧目。其实这才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产权的明晰化和多元化不仅是企业生命力和独立性的根本保证，也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但这个核心问题在当时还相当敏感，而且任务也很艰巨。当然，中国的改革路线注定是温和的、渐进的、非均衡的，就像面对黔驴的老虎一样，总是一点点由边缘开始试探，慢慢向中心逼进的。所有制问题的突破，也是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从不那么敏感的“准国有”企业开始试探。山东的诸城市和广东的顺德，就是在1992年悄悄地把改革的筷子伸向“产权”这只螃蟹的。这两个地方也因为先行一步的成功，而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后成为全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榜样——“靓女先嫁”这句地道的广东话就是从顺德走向全国的。

不过向来“吃饭筷子可撑船”的浙江人，向产权问题伸手的速度并不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