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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等我完成一系列的身体调整，排练的时间也剩不下多少了，逼得黄宏逢人便诉苦：“跟个孕妇合作，那真是太——困难了！”打死我也没想到《超生游击队》能那么轰动。中央台的新年晚会从没出现过那么“火”的节目。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一夜成名”。

第二天我和我的前公公一起去菜市场，所有的人都兴奋地和我搭话，我腆着大肚子简直疲于应付，我公公在我身后朝他们不断微笑颔首：“谢谢，谢谢。”我一扭头：“嘿，有您什么事儿啊？”

“丹丹，他们都是你的观众。”估计老人家无法不震撼于影视传媒的能量，过去的“不屑于”如今需要重新审视。

有一天我接到黄宏的电话，他轻声地、慢悠悠地说：“丹丹，你什么时候还我那4万块钱哪？”

“我什么时候欠你4万块钱？”我一听急了。

“你在家生孩子，起码耽误我挣4万块……”

挂上电话我把这话学给英达和他父亲听。

“4万？”老人家吃惊地说，“我要有4万块，这辈子我什么都不干啦！”我看着他：“别说您，我也不用再干啦！”三个月后我生下了儿子，儿子满月后的第四天，我开始走穴。

那两年我和黄宏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有时候我们一天演两场，最多演过三场。为了赶场儿，我们乘火车转汽车，成天在公路上飞奔。

黄宏说：“开始我跟个孕妇合作，现在我和个产妇合作，真不容易。”是，我是个大胖子产妇，黄宏处处得照顾我。记得一次我们去一个县城演早场，连夜我们得从另一个县城赶过去。那天夜里不顺，拉我们的吉普车坏了两个轱辘。第一个坏了换上备胎，第二个再坏了就“瘫”在了路上。

眼瞅着天就亮了，上午9点开演，听说县委书记也来看演出。我和黄宏站在大马路上截车。黑灯瞎火的，截谁都不停。好不容易有辆大卡车停了，才发现是个拉煤的。驾驶室里已经有了两个人，最多再挤下我一个。黄宏让我坐进驾驶室，他穿上我在《超生游击队》里穿的服装，戴上我演戏时戴的大头巾坐在了煤堆上。

大煤车“呼呼”地在公路上飞驶，我不停地回头看坐在煤堆上缩成一团的黄宏，心里充满“不落忍”。

不能想象当我们到了目的地，黄宏从大煤车上下来的时候多么可笑。他脸上所有有“窝儿”的地方都是黑的。连续几个钟头的颠簸使我们疲惫不堪，但我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黄宏则完全笑不出来。

主办单位的人把我们从车上扶下来，说县委书记正等着和我们合影留念。

“不行！”　黄宏急了，“先洗澡，然后睡俩小时，演完照！”我们“脚底踩着棉花”进了屋，往床上一扎，昏睡过去。

那两年我跟黄宏一起呆的时间比跟英达多。我老管黄宏叫“英达”。

像单身汉一样“飘零”

此后的三年“春晚”我和黄宏连续合作。1991年是《手拉手》，1992年是《小保姆与小木匠》，1993年是《秧歌情》。

记得大年三十儿我演完《秧歌情》回到家，快夜里12点了。儿子高烧39。9℃。我抱起他就奔医院，孩子病得那么重，我为了“春晚”好多天也没照顾他，我内疚极了。

他昏昏沉沉倚在我肩上，滚烫的小脸儿贴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声音对坐在那儿正在写着什么的女大夫说：“大夫，我儿子快40℃了，麻烦您给看看。”她抬起头，突然发现是我，随即笑起来：“宋丹丹，你演的老太太真好！”

“我儿子快40℃了。”我重复了一遍。

“你的豁牙是怎么弄的？真像！”她依然笑着，“你先告诉我，然后我才给你看，不告诉我不给看！”她依然呵呵笑着。

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我想骂人。我觉得委屈，我太恨她了，但我又不敢流露，因为我指望着她救我的儿子。我把眼泪擦了一下，然后告诉她我牙上染了黑颜色。

从那以后我连续4年没上“春晚”。我很厌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