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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一）

本书虽称不上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像性重构，却又甚于想像性重构。①说算不上想像性重构，是因为娼妓同其他所有的下层社会群体一样，并没有亲自记载自己的生活。娼妓直接言说或再现自身的事例极为罕见（当然，我也将会阐明，她们并非完全沉默无语）。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记录她们的生存状况的文献资料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娱乐场所指南、奇闻轶事录、肖像画、高等妓女受赠或自己赋写的诗作、小报上专门散布名妓蜚短流长的闲话专栏、禁止街头拉客的市政法令条规、巡捕房对街头卖淫女和被控从事贩卖妇女活动者的审讯记录、见诸报端的涉及高等或下等妓女案例的庭审报道、中外改革者有关许可或取缔娼妓业之利弊的争论、中国学者评述世界娼妓业史以及分析本地娼妓业缘由的专论、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就上海各类人口中性病发病率所做的调查报告、救援机构记载的绑架拐卖妇女进妓院的案例、用小说笔法记录的妓女的骗人伎俩和痛苦生活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资料来源还不只限于以上所述。这些资料各有各的用处，但总起来看，它们对于革命以前社会上层的动向很有认识价值，可以说明上层人士如何建构并把握被统治的“他者”的类型。简言之，这些材料告诉我们的大多是作者们的分类策略，而不是妓女本身的经历。1935年，改革家曾迭讥讽地评论说： 其实这都是作者脑子里的妓女，４作者耳朵里的妓女，你问他她们吃的究竟是什么，穿的究竟是什么，她们过这生活究竟情愿或不情愿，他就答不出来了。 曾迭喟叹道，读下流小报的花丛艳遇、青楼韵事也好，读主改革派闭门造车的作品也好，读有关在沪东洋、罗宋妓女的猥亵文字也好，总之，读者不可能找到一句直接从妓女嘴里说出来的话。② 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导言：　认识与记忆因此，有关娼妓的极其丰富的史料并不是发自妓女的声音。然而，即使我们能听到大家竭力搜寻的“妓女本人的声音”，那也不可能是未受到任何中介影响的原声。她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挣扎，乃至她们的自我观照，在一定程度上都已经被上述其他人的声音和机构所建构起来了。于是，再刻苦再勤勉的历史学者也不可能用“取回”的方法来书写出历史，好像只要在被忽略的文献中大力发掘，便能复原出以往听不到的声音。事实上，此举之不可能性也使人们对复原模式本身产生了疑问。这种不可能性将注意力引向产生历史记载的种种方式；其实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一系列纵横交错的关系的产物，有着此时此地关怀的历史学者不得不隔着无法逾越的时间跨度，对这些关系作出模糊的理解或猜测。 然而，如果说本书的研究对历史复原方法的局限性作出了思考，如果说这样的思考使人谦卑的话，那么，它所要做的却也绝不只是无中介的、不失真的重构。娼妓业不仅是妇女在其中讨生活的、不断变迁的场所，它也是一个隐喻，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媒介；城市中变动不居的上层阶级和新兴的中产阶级藉娼妓问题讨论他们面对的问题、他们的恐惧、他们应着手做的事情以及前瞻性设想。在上海，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娼妓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它提供了城市所特有的愉悦，有的说这是充满寡廉鲜耻、工于心计的贪婪之辈的行当，有的将它看成道德败坏、容易染病上身的场所，还有的认为这标志着国家的衰落。讨论中也有人认为这是妇女及其家人作出的痛苦的经济选择，因为卖淫有时成了在上海寻找就业机会的妇女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或惟一能带来收益的活动。人们通过娼妓业的类别理解这个行业，但这些类别范畴并非固定不变的，要探索这些类型必须注意城市的历史，殖民和反殖民的立国行动，关注“性”、尤其是女性的“性”与初露头角的民族主义话语的交叉重叠。每一种社会阶级与社会性别的组合看待娼妓问题都有不同的参照点；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位置，娼妓问题对于不同的阶级和性别组合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妓女被赋予了变动的多重性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用超历史的方法谈问题，例如称娼妓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不能局限于一个个朝代地列数有关高等妓女的书籍和文字记载。③我们必须超越以上的做法，对性劳务进行因时因地的、历史化本地化的研究。娼妓业从来就是从事性服务、性买卖的行业，但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交易中了解多得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