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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下半年，随着根据地建设的发展扩大，冀鲁豫政府宣布“凡参加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这让迟殿文很不痛快，觉得共产党对不起他。

为抗日军队搞物资、破坏日伪设施、打鬼子冷枪等事情虽然做了不少，但迟殿文并不觉得这些需要别人领情。他比较在意的有两点：

一是替抗日民主政府搞“调和”。当时共产党进入游击区开展工作，时常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老百姓觉得民主政府的差务多、站岗放哨多，两面负担任务重，因此有时就会引发反抗，甚至出现武装暴动。每当这个时候，迟殿文总是利用帮派势力进行“调解”，并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实施“打压”，尽量维护民主政府的权威。但这样一来他也就做了“恶人”，得罪了一些地方人物，这是有损他帮派活动基础的。

二是渗透到日伪军、警和地方机构中为八路军探情报、搞掩护。这个工作可不容易干。敌人也不是傻瓜，每次出动都走漏风声，难免就会产生怀疑，于是迟殿文的“内线”被抓被打被杀的不少。充当地方伪区长乡长村长的也是这样，粮食未交、道路被破，都难免挨打。

鬼子扫荡，半道上找个村长问情况：“前面的，毛猴子的有？”“没有没有，平安无事。”结果刚走几步就被地雷炸了，于是回来把这村长打成残废。

金乡有个两面区长被鬼子杀了，再派一个又被杀。开堂会时部下们问老大“还要派人去呀？”迟殿文说：“能不派吗，我是金济鱼的队长，这个硬茬接不下来太没面子。”于是一个弟子自告奋勇，结果，上任没多久又牺牲了。

不过，迟殿文部的情报工作总的说来干得还不错。这是因为他们青帮原本就是秘密帮会，有基础；还因为有个“三刀六洞”的帮规约束着，叛徒少。

这两件事迟殿文看得挺重，可对八路军来说却很平常，因此既没有特别的嘉奖、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偿。这倒也罢了，现在听说居然要求帮派弟子到政府去登记，这可是青帮的大忌！于是，迟殿文就产生了抵触情绪，接下来再成立“独立支队”，他就不服从八路军的统一领导，渐渐地和共产党之间有了些猜疑。冀鲁豫湖西分区也因此更提高了对“挺进队”的警惕。

认真说起来，这迟殿文部也不能算是“正宗的八路军游击队”，因为他不仅兼着日伪的“济宁运河总办”，还和国民党顽军有关系。

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在鲁西、鲁南设了好些个征兵站，派韩复榘的老部下来负责，通过本土关系招收新兵。按规定招了兵要先训练后开拔，因此会产生相关费用，如：制枪费（汉阳造）、子弹费（三百粒），服装是每人单衣两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腰皮带一条、雨披斗笠各一件、线毯一床、麻鞋草鞋各两双，还有下士、中士、上士、司务长的津贴，军官的办公费、外出费，部队的柴火费、伙食费……征兵站往总部打个电报，说明“本处有壮丁若干正在训练”，军政部就根据新兵数目拨发相应的费用。

征兵官是要吃空额的，招了一百人就敢报五百，先把钱骗到手再说。可蒋总裁也不是好蒙的，新兵训练完毕开拔前，军政部要派“点验官”照着花名册数人头，核实了再签字。

于是，征兵站就临时请人冒充，让老百姓穿军服扛枪排队答应一声“到”，然后就走人回家。那么到了前线人数不足怎么办？好办，就说路上死了、跑了，这没办法。

迟殿文面子大，每当这时候，他就走遍济宁附近乡镇，把商铺打杂的、饭馆跑堂的、澡堂搓背的、码头扛包的……都集合起来跟他“出差”去，冒充新兵。所以，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不错。

你说，这样的人物，咱们冀鲁豫湖西分区怎么能放心呢？

可说不得，就在这时，人家“金济鱼挺进队”又为十一分区做了件大好事。

1944年三月的一天，迟殿文到济宁城外的一个集镇去赶集，照例坐在“水煎包子大棚”里。过去在鲁西有个讲究，集市赶场买卖各行当，要以卖吃食冒烟的行业为首，而这烟火行又要以卖水煎包子的为“行首”。所以卖水煎包的必须搭大棚，还要正对着戏台或庙门，只有等这“顶台”撩布了，其他摊位才能开张。换句话说，迟殿文往大棚里一坐，这集市啥时候开场，得由他说了算。

迟殿文可不吃水煎包。他单独一张桌子，坐下喝茶，倒上一壶茶摆两个茶碗，先满上，然后端起一只茶碗两手捧着，伸出右手三个指头，这是请“三老四少们”喝茶。这样一表示，有外地来的同道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