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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和凯瑟琳的三妹、四妹也做了海外传教士，三妹弗洛伦斯后来也来了中国，四妹则去了非洲。

1904年12月25日，圣诞节。司徒雷登夫妇和莫菲特夫妇乘坐的海轮抵达上海，老司徒夫妇专程从杭州赶赴上海迎接他们。根据布道团的安排，司徒雷登夫妇被派赴杭州，而莫菲特夫妇则被派往苏州。

1905年2月3日，中国农历甲辰年的除夕日。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与父母一同回到了阔别近20年的杭州。

关于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中文叫路爱玲），今天人们知道的很少。1906年2月，她生下了与司徒雷登爱情的结晶杰克（后来也成为牧师）后，身体一直不好，司徒雷登的挚友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在一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中曾提及这位美女，原文是用英文写成的，而由冰心（谢婉莹）译成中文：

一个苗条身材，一个柔和苍白的脸，软软的头发，遮在额前，一个又开朗又深沉的微笑，关于她的一切都显示着玲珑脆弱，她的娇软的南腔，她的轻柔的姿态，她的嫩白的瘦。她是“司徒妈妈”（笔者按：此指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霍顿）的一个完美反衬和衬托，假如司徒妈妈是活泼与精力，这妻子是对于认得她矮她的人呈现了通彻的秀美，如同鲜花在雨露中散出幽香一般。

1926年6月，年仅48岁的艾琳卒于北京，她被安葬在燕京大学东门外中关园的燕大公墓内，并且是这座公墓建成以后所安葬的第一位逝者。岁月如流，墓地早已不存，先是成了菜地，现在是北京大学的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仅有几株当年的松树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人间世事的沧桑。

回到第二故乡，对司徒雷登而言，当务之急是重拾起基本上已忘记的汉语。

司徒雷登对语言的爱好似乎出于天性。他说，他生来就喜爱语言学习，感到汉语似乎对所有的语言爱好者都有一股强烈的魅力。他认为自己在学习汉语方面，在听力、发音上都有着他人所不及的有利条件。他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的西方人。

经过一年的汉语学习，司徒雷登成功地恢复并提高了他的汉语听说能力，特别是对杭州方言，他学习和研究的兴趣更大。他认为：

这一方言（杭州话）在整个中国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的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好像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　。　想看书来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4）

除了英语之外，司徒雷登还能说拉丁语、希腊语、汉语等五种语言。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对他此次研习汉语亦有记载：

此番习华文，与在美治拉丁、希腊古文相仿，对文字有特别兴趣，每日功课为识字、读书，并研究中国谚语，及古人先哲名言，说话则注意日常应用词句，不经年，学大进。

美国南长老会在杭州传教的地域很广，除杭州城区外，还包括浙北广大地区，如德清、戈亭、塘栖等地的乡镇都是传教士的传道之处。

从1906年开始，司徒雷登被派到杭州以北的乡村传教。“所至为杭州与湖州隶属各地，数百里中，无西人也。入乡村，起居饮食，与乡民俱，共话桑麻，并问礼俗，得悉民间生活与痛苦颇详。”

作为区域牧师，司徒雷登负责的区域包括50个村庄和208名基督徒。他在自己的教区办起了《圣经》学习班，除指导学生研读《圣经》外，也传授社区服务知识。这些地区，原来都是他父母昔日传教生涯中所到过的地方，因此，他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会了如何主持教会的活动，如何先与中国民众交朋友，再向他们传播福音教义。

司徒雷登的传教做法，在形式上与英国中华内地会的女传教士福姑娘很相似。福姑娘在杭州传教时，先对杭州的妇女们说：“我是来做杭州女人的，我吃你们所吃之饭，穿你们所穿之衣，说你们所说之话，我们都是姐妹。”　福姑娘以她“入乡随俗”的努力，最终得到了不少杭州妇女的信任。后来，她嫁给了中华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司徒雷登和福姑娘的这种方法，是为实现《圣经》中保罗所说的“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诲，他们都是要实现“在中国成中国人”的愿望。

司徒雷登在杭州地区的传教过程中，还对传教的方法作过研究。他认为没有必要让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抛弃他们固有的敬祖宗的习惯，做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