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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平单刀直入：“胡星，我觉得你的出逃太不明智，起码不够男人！你把昆明的那些问题丢下不管，丢给你弟弟，甚至丢给你的情妇刘伊萍，你觉得公平吗？

是你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躲？你认为你躲得掉吗？我早就盯着你了，你在香港住的是爵悦庭，到了英国没能入境，你在莱佛士酒店之前住在文华酒店，对不对？我跟了你一路，你是跑不掉的！我只是不希望你在这里受监禁、挨鞭刑。”

胡星听得目瞪口呆。不会抽烟的他一支接一支地吞云吐雾，烟灰缸很快就满了。

“你的周围都是新加坡警察，你没看出来吗？你的护照有问题，你一动，就会被捕！”

胡星嗫嚅着说：“老二（指胡波）不是说没问题吗？”

“我都能证明你的护照是变造的！你的案子是经济犯罪，无论走到哪个国家都是逃不过的。你已经寸步难行了，回去是你唯一的出路！如果跟我回去，出逃的情节不追究。出逃有多严重你知道吗？你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出逃就是叛党、叛国！回去后只要你如实交待经济上的问题，认罪态度好，还可以换取减刑。”

胡星抬起头：“蒋总，我弟弟胡波不太懂中国的法律，他受国外教育比较多，可不可以放过他？”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14）

蒋平说：“可以！胡波帮助你出逃的事可以放过，但其他经济上的问题，回去和反贪局讲。只要你跟我回去，连刘伊萍帮助你出逃的情节，我们都一并放过！”

这个表态一举击中了胡星的软肋。他当即抓住蒋平的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信任你！”

蒋平示意申秘书把《自愿回国申请书》给胡看：“致新加坡警察局，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胡星，我在中国境内犯有经济犯罪，现自愿回国，请新加坡警察局予以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胡星。”

胡星提着笔半天落不下去，笔尖颤抖：“我这一签，就全完了。”蒋平说：“不，是重新开始！你本来就全完了！”良久，胡星在文件上写下：“我是中国公民，我自愿要求回国。胡星。”

下午3时多，新加坡警察局局长助理李水发在大使馆的通知下，率员来到酒店。此时胡星的心理防线已经完全被击溃：“我是中国人，他们是我的亲人，我要跟他回去，请给予方便。”

李水发握住蒋平的手：“祝贺你！我们已经研究过，支持你们把他带回去。但是，胡星现在得由我们看着，请你理解。你们抓紧时间办手续，通知我们航班号，我们机场交人。移民局方面也由我们来协调。”

蒋平也明白，自己带着胡星很可能被误会为跨国执法。他接受了李水发的善意：“我不知该如何感谢你！”李水发摇摇头：“不用说了，我们都是警察。”

两名职业警察的眼神交织在一起，蒋平在李水发的眼中读出了理解、尊重和钦佩。

下午4时30分，与新加坡警察交割完毕，蒋平才发觉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但饥饿感被胜利的喜悦压倒了，他与大家相视而笑：“今晚可以在这里吃顿开心的年夜饭了！”

2月18日凌晨0：05，追捕组带着胡星登上了中国航班。起飞前，蒋平给专案组领导发出一条短信：“这个春节可以过得愉快了。天道酬勤……”

回首高度紧张的20多个日夜，追捕组的同事们感慨万千，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下来了，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意志、智慧和胜利而自豪。但他们也明白，缉捕行动的勋章上镌刻着群体的名字：云南省委、公安部的高瞻远瞩，调动了大量资源保障追捕行动；发现犯罪线索的检察官——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40多人参与查办“胡案”，他们的出色工作为缉捕胡星打下了基础；先后参加追捕组的警官、检察官优秀的敬业精神、职业素质和团队合作意识铸成了锋利的“追捕之剑”；后方，云南省纪委，云南省公安厅刑侦、经侦、边防、出入境管理、法制等部门协力提供了及时而强大的支持；广东省公安厅、港澳警方的协查配合也对追缉必不可少，而新加坡警方在他们的法律范围内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专案组组长郭永东感受深刻地说，“云南省委高度重视，李汉柏、孟苏铁两位常委直接领导、亲自坐镇指挥。这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同志作出重要批示：“云南省委、省纪委工作得力，公安部门的同志有功，应予以有关同志表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批示：“这是一次成功的跨国追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