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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甚至包括他在日本学催眠术，曾有过在北京开设妓院，把满清达官贵人都请来，席中下毒一网打尽等糊涂甚至不无荒唐的念头。

但陶成章六岁入本村陶氏义塾读书，十五岁为塾师。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少年时就接触新学，阅读爱国思想书籍，渐萌革命思想。虽然他的革命理论还不够系统，不够深入，但他确实是有学识的，不是莽汉。而且，他“性虽褊急，心实坦白”，并能够正视自己的缺点，这一点犹为难得可贵。所以，历史上，光复会人对陶成章多是敬仰有加，且“尊敬仰之为光复会继承领袖”。

复兴会！陶成章知道这个在日本东京宣布成立的革命团体，蔡元培也没有全瞒着他，承认自己是其中一员，并给了陶成章一些关于复兴会的宣传材料。从这一点来看，复兴会的组织纪律和发展规范确实正在深入到会员的心里，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所以，挖到筐里就是菜的扩充办法不是复兴会提倡的。先精再博，志同道合者加入，志同道不合者则先争取改变，再视情况吸收。一个团体建立之初，最忌讳的便是各怀心思，各行其是。只有精诚统一，只有保证严密的组织纪律，团体才能够发展壮大，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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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章　同样的迷惘者

同样的月色下，与陶成章怀有同样疑惑、烦闷情绪的还有一群人，便是长沙起义失败后，潜往上海，准备东渡日本的大批华兴会成员。

历史上，华兴会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地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这与兴中会首先从国外开始，然后再向国内渗透发展是不同的。

一九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五月，黄兴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从日本回国。先到上海，结识了包括《苏报》主编长沙人章士钊在内的大批新派人士。随后返抵湖南长沙，受聘为明德学堂教员。数月后，他以过生日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对外伪托兴办矿业，称华兴公司。

凭借着黄兴等人身体力行的努力，以及优秀的组织能力，华兴会迅速建立了相当庞大但不够严密的组织系统，成员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或在国内学堂肄业的进步知识分子。黄兴等还争取了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醴陵县人）的合作，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构成了华兴会的基本队伍。

随着华兴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参加人数的迅速增加，其领导者便开始筹划武装起义，准备择机发难。最后共同商订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于慈禧太后70寿辰、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时起事。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并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省城外由哥老会分兵五路响应，向长沙进军。

农历八月中秋节，浏阳普迹市的牛马交易会热闹非凡。刘揆一受黄兴的委派在此主持了庄严的授将仪式，正式封马福益为少将，并授予马福益所部长枪二十支、手枪四十支、马四十匹。其时，观者如潮，大家情绪极为振奋，议定只等上海大批军械运到，即提前起义。

但这样大的动静，再有大量会党会聚长沙，起事的风声已为官方所察觉。当局立刻开始了对华兴会的侦缉和搜捕。顿时，长沙城内缇骑四出，一片恐怖。马福益走避湘西，大批华兴会成员则易装潜往上海。

华兴会成立之初，黄兴等人是邀请了章士钊的。但章士钊那时已是复兴会会员，基于保密原则，只能是去信委婉相拒。等到黄兴等人来到上海，章士钊请示了组织，才报出身份，并进行争取工作。

相对于复兴会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规范，华兴会则显出了很出不足之处。比如华兴会的主张主要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却没有细致而明确的政治纲领；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扑灭满清之意更浓，却少了之后对于国家道路的思考。

如果从组织的严密性来看，华兴会更是差复兴会更多。虽然现在只是管中窥豹，华兴会众人也看出复兴会在上海的势力很大，对于外人加入更是很审慎。可不象他们，扩充虽速却也败在鱼龙混杂之上。如果不是会党败类通风告密，如果不是起事太过招摇，如果——挫败之后的反思是肯定的，特别是在有了对照物——复兴会，便更是如此。

“驱除鞑虏，听起来声势很壮，但却把全部满人包括在内，打击面太广。更为严重的是容易使日、俄侵占满蒙寻得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