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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格虽然弱不禁风，但在讲台上却是一代枭雄：引人的男中音，富有表达力的手势，一双引人的黑黑的眼睛。

戈培尔出身于莱茵河上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身上打的烙印是学术而不是家庭或教堂。形成他的性格最重要的地方是慕尼黑大学，就是战后许多丢掉了幻想的军人成群拥去的那所大学。由于有一只脚畸形，他免服兵役，但他心目中的英雄却是一位身材高大、人材出众的理查德·弗里斯格斯——此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给戈培尔灌输的理想却在他尔后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弗里斯格斯还将他介绍给了多斯托耶夫斯基，后者的神秘主义思想也鼓舞了年轻的戈培尔。

戈培尔被调往海德堡。１９２１年，戈培尔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离开了该地。在此后几年中，他写了一本名为《麦凯尔》的自传体小说、几出话剧和许多抒情诗。为谋生故，他曾在银行里干过活，在科隆证券交易所当过巡视员，当过家庭教师，也当过业余图书管理员。在这段潦倒的岁月中，他与弗里斯格斯分道扬镳了，原因是，他厌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他转向人民社会主义后，在希特勒（“是我们的信仰和理想的化身”身上他找到了受他崇拜的第二个弗里斯格斯。与此同时，他也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打得火热。这种分裂的忠贞及其不可避免的终结决定了纳粹党发展的方向。

思想上的进退维谷使这种斗争更加复杂化了。在许多方面，戈培尔仍是个革命者，他力图把共产党人转到国家社会党人一边来。他决心创造一种理论，一种桥梁，“让他们从左到右使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人们走在一起。”

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一样，他也认为，党应该维护工人阶级的事业，特别是工会的事业。希特勒与戈培尔的主要分岐就在于此。他希望下次北上时能影响希特勒，并向他证明，共产党与纳粹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党奉行国际主义。

１１月４日，两人终于在不伦瑞克会面了。希特勒握了戈培尔的手，这使戈培尔大喜。“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记中写道：“那双碧眼，就像是星星。看见我，他很高兴。我如置身天堂。”

这次亲自相见，是戈培尔迷信于元首的开端。几星期后，两人又在普劳恩相见，戈培尔之迷信程度更加强烈了。

“太高兴了！他像老友一样问候了我。还照顾我。我多么热爱他呀！”

然而，不到２４小时，戈培尔又在北方参加地方长官会议，公开反叛党的中央组织。他被派往北方的目的，是要协助斯特拉塞尔草拟党的纲领，以便把元首从“反动的”慕尼黑集团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他向左派靠拢。纲领要求将土地收归国有，把大农庄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对各公司实行国有化。这份纲领于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４日至２５日呈交给了在汉诺威举行的两天长官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激烈，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的突然出现引起的。在戈培尔看来，他是“资本和利息的奴仆，是通货升值的骗子，又是运动的主要纲领的起草人。”

据斯特拉塞尔的哥哥说，这些地方长官，除罗伯特莱伊孤零零一人外，对新纲领一章　一节地进行了投票。对一切均持反对态度的弗德尔最终说：“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我本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纲领。”

与会者提醒他，他不过是个客人，但他仍坚持己见。当他宣布希特勒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将皇室财产予以没收的要求，说它是“犹太人的欺骗”时，他被轰了下去。戈培尔猛地站了起来，忿怒地攻击了慕尼黑领导集团。他要求将希特勒开除出党，除非他摆脱他们的影响。这个最后通牒竟出自不久前还称“我多么热爱他！”

的人口中，这似乎是件怪事，但，它也可能正是“热爱”的产物，因为他坚信，慕尼黑那帮官僚正把希特勒引向毁灭之途。

不管是何种情况，弗德尔关于这次分裂大会所作的汇报，却最终使希特勒采取行动。２月１４日，星期天，他将党的领导人全部召至班贝格。坐在这次秘密会议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颇有不安之感。在数量上，南方代表占绝对优势，而希特勒一踏上讲台，就主宰了大会的进程。他前来班贝格时，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他明白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领导权已受到威胁。所以，他一开始便开诚布公地说明，他是元首，是运动的核心。在纳粹党内不允许存在议会式辩论，不再搞什么民主程序。他不允许有分裂派别存在。每个地方长官，每个党员都必须保证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未攻击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