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1/4 页)

民丁。“貌阅”类似现在的身份证，上面详细记载人民的性别、年龄、容貌特征，以备检索、核实。当然，隋朝的“貌阅”不是为了搜查“孙志刚”们，而是为了按人头多收赋税。隋炀帝之时，国内人口近五千万，为数百年之所未有。此外，由于隋文帝大行节俭之风，提倡储粮备灾，致使隋朝的官仓、义仓储积粟帛为历朝之最，“资储遍于天下”，能供五、六十年之需。

经过隋末天灾人祸，唐朝立国二十年后，隋朝在各地的库储尚未完全用尽，可以想见其数量的骇人之巨。不过，也有史学大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王夫之），并深刻指出“义仓”是“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并非真正“爱养天下”。

商业方面，文帝又改铸“新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统一了货币。而且，都市繁盛，商贾云集，海上和陆上贸易均盛极一时。

隋文帝时代，还达成了中国科举制的雏型，废除全凭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清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到了炀帝，又建进士等科，使先前地方豪门大族把持选举的情况完全得以改观，不仅加强了皇权，又有利于庶族地主的仕进腾达。

刑法方面，隋初取纳北魏、北齐刑律中的精粹，集纳而成《开皇律》，律法明晰，比北朝先前的朝代宽明许多，并取消了枭首、轘裂等酷刑（后来又被炀帝恢复）。日后赫赫《唐律》，基本脱胎于《开皇律》。大儒王夫之对之大加赞赏，“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裴）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者，法定故也”。

对外关系方面，隋文帝很有一套，他对契丹、靺鞨等胡族施行“怀抚”政策，不听话的就先打后抚；大败吐谷浑军队后，又送宗女与之和亲；慰抚“流求”（即现在的台湾），派船舰、军人到当地“视察”；经营西域，削弱突厥在当地的影响，发展贸易；派人出巡南海以及海东的百济、新罗、倭等国，宣示“皇威”，询访风俗，等等。

隋朝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内容，是突厥问题。本为柔然锻奴的突厥自伊利可汗（即阿史那土门）起，日益强盛。木杆可汉时，“其地东自辽海（渤海）以西，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北齐、北周对峙时期，为了防止对方联合突厥打自己，争相巴结讨好当时的佗钵可汗，每年都送金银珠宝子女玉帛无数作为“贡献”，致使这位可汗自大得不行，常对来往诸国使臣讲：“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皇帝）常孝顺，何患贫也！”隋文帝篡周后，由于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千里公主为沙钵略可汗为妻，宇文姑娘为替父报仇心切，不停窜掇夫君攻打隋地。

双方交战，隋兵自然不弱，多次大胜。沙钵略可汗不仅没沾得便宜，还丢盔卸甲，大败而去。同时，隋朝又厚赂西突厥的达头可汗，挑拨东西突厥的关系，让两方自相残杀。为了平衡两只“狼”的势力，隋文帝不愿让达头可汗一方做大，不久又安抚沙钵略可汗，哄得这位蛮汉上书隋文帝称杨坚为“丈人”，自称“儿”以求大隋欢心。

沙钵略死手，其弟处罗侯继位，大张隋朝所赐旗鼓，真正地“扯虎皮做大旗”，内斗连连，征服了不少异己力量。不久，处罗侯在“内战”中战死，沙钵略可汗的儿子都蓝可汗得立。为了再次平衡突厥可汗的力量，隋朝又把宗女嫁给都蓝可汗的异母弟突利可汗。都蓝可汗求亲多次被拒，见突利可汗反而成为大隋半子，感觉很没面子，恼羞成怒，又开始侵袭隋境，却也大败而回。打不过隋军，都蓝可汗就向突利可汗下手，突然袭击，尽杀其诸子亲随，使得突利可汗苍惶间带五骑逃出，直遁长安。｜

隋文帝大排盛宴，以隆重的礼节观迎这位丧家之犬似的落难可汗，并封他为启民可汗，把这位突厥哥们感动得差点晕过去。不久，都蓝可汗又在内乱中被自己人干掉，达头可汗以大突厥可汗自居，率兵攻打为隋朝捍边的启民可汗。关键时刻，又是隋军出手相援，启民可汗全身而还。感激之余，启民可汗叩首上表，愿当大隋牧羊犬，“世世捍边”。……由此可见，隋文帝对突厥的政策极为有效，使群狼互争，自己成为仲裁者和真正的老大。只要涉及阴谋和权术，隋文帝总是佼佼者和胜利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高丽的关系。由于高丽与隋朝接壤，就成为朝鲜半岛三国中与隋朝关系最为敏感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