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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怎么可以出院嘛！”我想是耍赖那样对这个没有表情的女人喊了起来，“你明明知道她不能出院的！你直接杀了她算了！”

她用一种“见怪不怪”的眼神看着我，“我有什么权利决定病人出院不出院？是她家的人说不治了，主治医生也签了字……”

我听不下去了，转身跑出了病房，在门口撞到了那个我最喜欢的护士长，我犹豫了一下，又跑了回去，不容分说地抢过来她手里的一个笔记本，写下了我的电话，“对不起，要是昭昭又回来了，我是说，万一您又看到她了，给我打电话，谢谢您，拜托啦。”然后我又开始奔跑，因为我害怕听到她拒绝我。

我需要穿过半个城市，才能到达她之前借住的，江薏姐的家。黄昏让我胆怯。要是她不在这里怎么办呢？鬼知道她的亲戚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到底要不要给哥哥打电话呢？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哥哥在学校里一定很忙的……实在找不到的时候再说吧，总不能什么都依靠哥哥。郑南音我命令你冷静一点，你听见没有你给我冷静一点，你再这样像个强盗一样砸门邻居该报警了，你就算是把门拆下来她不在就是不在啊……

门突然打开的时候我像个丢人的木偶那样一头栽进了屋里，几乎半跪在地上，像是给昭昭请安，恼羞成怒地盯着她，“谁叫你出院的，你有没有脑子啊，你这样会把我哥哥急死的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懂事呢？你家的亲戚没有人性你以为谁都像他们一样啊，哥哥今天就去学校里帮你想办法了！学校有救助困难学生的基金的一定可以弄到一点钱。你现在给我滚回医院去你听到没有啊……”

她安静地打断了我，“我用不着学校，没有人会帮我的。”

她整张脸都洋溢着一种干净的，温度很低的凄迷。真奇怪，此时此刻的她比平时的任何时候都像个女孩子。她穿了一件领口很大的白色裙子，短短的裙摆像是层层叠叠的香草圣代。她的短发长长了些，有点蓬松地遮挡住了她的额头。她居然涂了口红——我认识这个颜色，这口红是她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我送给她的。

客厅深处半开着的房门边匆匆闪过了一个人影。我希望我没看清楚那是谁，但是，我就是看见了。

她由衷地对我笑着，她说：“南音姐，你走吧，我真的约了人，我有事情。”

我不相信。

By　the　way：

“大妈”后半部分其实就是写东霓的妈妈再婚了，嫁给了一个六十多岁，瘦的皮包骨头的小老头，南音心里叫他“虾精”。老头朋友合唱了基督教的歌。然后在礼宴上冯牧师姗姗来迟，说明是路上巧遇与东霓相亲的陈医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医生。”

——《南音》结尾句。

我辞别了我出生的屋子

——　写在《龙城三部曲》之后

在这艰难的一年里，我曾无数次对自己说：“等我写完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一定要写一个很长很长的后记。”这话其实类似于泄愤，尤其是在我觉得要写不下去的时候；也类似于多年前准备高考的时候，在晚自习的间隙，对着窗外夜空用力地咬着笔杆发誓：“等我考完，就把这满桌子的书都烧掉。”

结果高考完了之后，我没有舍得烧掉任何一本书。一样的，十年后的今天，在《南音》的最后一个字敲出来，《龙城三部曲》也随之结束的今天，我却突然觉得，好像，没什么好说的。

2008年2月，我写下了《西决》第一章的标题：“待你归来”。到2012年1月，《南音》出版，差不多四年了。足够一个人大学毕业。而我，却因为一直都在跟这个姓郑的家庭打交道，觉得四年只是一转眼的事情。我从不认为我写了一部家族小说，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生在工业城市，度过了人际关系简单的寂寞童年的人，不可能对所谓“家族”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我自己是个永远的异乡人。我的爸爸妈妈各自经历了跟复杂的中国现代史相关的漂泊，在一个不是他们故乡的地方，偶然地安了家，我常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是我故乡那座城市的“第二代移民”。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知道，这个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只是我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换了一个成长在一家几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盘根错节的“家族”中的人，怕是怎么也不会懂的吧。

我总是喜欢待在一些让人忘记归属感的地方。比如，刚到法国时那个国际语言班，30几个学生来自20多个不同的国家；比如，我实习的时候，那间五位同事各自的母语正好凑齐五个大洲的办公室；还比如，现在，这个随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