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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在李太后听来意思大概有两层：第一，高拱瞧不起自己的儿子；第二，高拱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瞧不起皇上？！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到河南，见到了被废乡居的高拱。两人相见，说长道短。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并尽力让高拱想起在万历元年送他出京的情景。当时，他把高拱扶出宫门，又与另一次辅一起上疏请求留下高拱。高拱回想起那一情景，并没有被感动，在他看来，张居正这个人除了阴险以外还有虚伪。

张居正选择了与冯保合作驱逐高拱，他借太监之势力并不是想压制儒臣，而是想要实施他的改革大业，这便证明了张居正确为非常之人。综观历史，宦官与儒臣之间的矛盾就是“忠奸不两立”，而张居正打破了这种陈规。他是受过儒家教育多年的人，但却没有被儒家的那一系列陈规所束缚。儒家所谓的“君子小人”论，就完全可以把一个迂腐的儒生推进万丈深渊。

儒家太重修身，以至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怎么做人上。儒生做事先不管这件事是否有利于天下，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做事的过程中是否影响了自己的做人。但看历史上诸多人物，能成大事者虽然标榜仁义，但其所行之手段实是法家那一套。张居正是儒生，而且不是愚儒，他深刻地明白孟子所言“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真谛。

许多年后，当张居正和冯保称兄道弟的时候，朝堂之上的儒生们咬牙切齿，这些儒生简直想把张居正剥皮而后快。在他们看来，堂堂一内阁首辅与宦官为伍简直是丢尽了士大夫的脸。而在张居正看来，跟冯保合作是最明智之举。他从明朝历史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宦官之所以一直存在于大明朝就是因为他离皇帝近，皇帝不可能天天和大臣们在一起，但绝对有大部分时间是和太监在一起的。这些人的一言一行对皇帝来讲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简单来讲，皇帝们也要靠他们来为自己服务，他们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尤其是隆庆去世后，冯保的权力在如日中天之时还能亲近一个李太后。

他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非常之事必是非常之人才可做得。在驱逐高拱这件事上，他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确是个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到极致的人。只是因为一个目标，他肯把自己置身于文人们的口诛笔伐当中。

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一个人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对事变的形成添加一些意外的变化无常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使事物的行程变更方向。张居正的意志决定了他必可改变大明的行程方向，在万丈深渊前掉转，向着光明平坦的大道奔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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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之死（1）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于已躺了三个多月的床上。几年后，曾被张居正得罪过的清流文士王世贞以丰富得可以创作小说的联想力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臆测道：张首辅之死，实死于春药过度。

由他的这种臆测，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不相信鬼神的。不然，他不敢这样胡说。从当时明朝的风气来看，明人常常将房中术摆在枕边，为的是益寿延年，更为了纵欲而不伤身。王世贞肯定也是此类畅销书的忠实读者，推己及人，便认定张居正之死实死于纵欲过度。晚明士人风行房中术，张居正不可能免俗，但王世贞说他“妻妾太多而无法满足她们，则每天以春药坚持”实在让人信不过。

万历十年（1582年）春节刚过，张居正就病倒了，病因很简单：痔疮。用中医的话来讲，痔疮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劳累过度，“久坐则血脉不行，久行则气血纵横，经络交错。久坐久行，劳累过度，使肠胃受伤，以致浊气淤血，流注肛门而生痔疾”。另外，情志因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喜怒起，气血侵入大肠，结积成块，易生便血。”

多年的文牍生涯和改革中种种不顺心的事而让常常火气十足的他得了很严重的痔疮。自担起改革大业以来，日作夜思，食不甘、寝不寐。他所忧虑的又岂止是改革大业？还有那些时刻想反对他的士大夫！其时，已经是老毛病了。所谓“十人九痔”，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痔疮虽不是小病，但绝不是致人性命的大病。

“积习沉痼已久，非痛惩不能挽也。”这是他在改革中所持的思想，不幸的是，他把这种思想也带进了痔疮治疗上来。在床上痛苦了三个月后，万历十年的三月，他命令医生将自己的痔疮割除。就如他的改革一样，从根上祛除，连根拔起。

他把割除痔疮也当成了一项改革，但这项改革却立刻失败了。从手术后，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