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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就得有什么。到后来，百姓手中拎着一只鸡也要收拎鸡税，该年十月，万历皇帝分别向通州、天津派出税使。在后来的两三年间，和矿监一样，他向自己所能统治的区域都派出了税使。

始作俑者自然是陈增，我们现在无法断言他聪明还是愚蠢。按照当时朝廷的规定，地方上的店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只能由地方政府收取，然后再将其一部分上缴中央。可这位太监却将它直接收归中央，这种做法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强烈不满。

朝廷大员们也自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户部都给事中包见捷上疏万历皇帝，认为矿监税使很有可能使江山不稳。万历皇帝深不以为然，他给这位给事中回道：我们老祖宗也曾经这样做过，只不过到了嘉靖年间才告停，我现在只不过是秉承祖制罢了。

这是比较客气的，对于地方官员的上疏，万历皇帝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就立即将上疏之人罢官。比如山东巡抚尹应元也不满陈增的恶劣行为，上疏列举了陈增在山东“虐民二十大罪”。但是对于万历皇帝来说，陈增有供奉之功，尹应元如何告得倒他，反而激起了神宗的愤怒，最后尹应元落得了妄奏的罪名，受到罚俸的处分。这无疑像给太监税使们吃了“壮阳药”，就如陈增，他一入山东便参劾了福山县知县韦国贤，最后使韦国贤落得“逮问，削职”的下场，巡抚万象春也被牵连而遭夺俸。陈增的这一下马威的确奏效，使得当时的许多地方官都老老实实地听太监们的话。

万历皇帝为什么一定要派出这些太监去挖矿去收税，一个直接的理由就是，万历皇帝需要钱。从大历史角度来看，到了万历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刺激了官僚地主阶级的追求货币狂热，以达“倚银而富”之目的，万历皇帝虽然不是这种狂热分子，但或多或少的，他的神经线上会跳动几下对金钱的热爱。

神宗的本意（2）

从各种史料来看，万历皇帝对太监们在当地的为非作歹并非不知道，但他实在没有想到后果会如此的严重。所以，对大臣们的屡屡上疏弹劾太监们的话，万历皇帝总觉得这是在小题大做。

这或多或少地跟他不理朝政有一点关系，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你派出了一条狗，天天有人告诉你那只狗天天在咬恐龙。从你个人角度来讲，这根本是不可能的。由于他认为对太监很了解，所以他不信大臣们的建议，到最后，万历皇帝就不理了。况且，万历皇帝之所以派出太监们是去赚钱的，至于“咬恐龙”的细枝末节并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

历史记载，不到五年时间，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税使向内库供奉银两就达三百万之巨。这样一个数目，完全可以再镇压一个杨应龙。万历皇帝有了钱，还怕什么呢？

另外，万历皇帝与这些人在政治上也是相互依靠的。朱元璋废黜丞相集大权于一身后就预示了这样一件事：做明朝的皇帝一定要比狗睡得晚，比鸡起得早。一些大大小小的纷繁杂务，往往压得任何一个皇帝都喘不过气来。因为无论这个皇帝是怎样的敏捷果断，精力过人，要想任何事都完全照顾到，那是绝不可能的。于是作为皇帝，就不得不找一些心腹来帮忙，可朝廷大臣早已不被信任，他要找的亲信心腹自然只有自己的宫奴——宦官了。

特别是万历皇帝，以不理朝政著称天下，自然，他和朝臣的关系一定好不到哪去。所以，他自然就偏向于宦官，他借用这些宦官的力量来打击或压制阁臣和朝廷其他官员。另外，万历皇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派出这些矿监税使去侦察天下臣民。

特务是明朝的一道风景，只不过这道风景是用天下好人的血染红的。这些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监视大臣和劳动人民的活动。虽然，这些人往往监视的都是好人，造反的坏人他们一律监视不到。但这似乎就是遗传又似乎是惯性，明朝从第一个皇帝开始到最后一个皇帝结束，每个皇帝对特务都情有独钟。

所以，万历皇帝的断头政治只在该断的时候断，不该断的时候比如有关战争和矿监税使的事情，他立即就像被蝎子蜇了似的跳起来。大臣们的奏折哪怕是放一万年，他都不想看上一眼，甚至是想上一想，但对矿监税使的奏折却是立即行动，从不拖延。

万历皇帝派出满天晃荡的太监之本意，似乎就是如上所言。他躺在深宫里，看着各地太监们送来的奏折，或是有地方官养了几只鸡，或是又收取了多少税，或是又开了多少矿。他肯定是一边看一边笑着的。

他的本意并没有错，因为他不想从老百姓身上收钱，那么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