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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性狷狂，曾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他，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讲的是戏论。

曹礼吾和曹聚仁曾同在暨南大学任教，两人是朋友，却常被别人弄混。曹礼吾对曹聚仁说：“我的名片上要附刊一行字——并非曹聚仁。”曹聚仁说：“他性慢，我性急；他把世事看得很穿，我一天到晚要出主意，不肯安分；他衣履非常整洁，我十分不修边幅；然而我们非常相投，可以说是管鲍之交；用佛家的说法：‘这是缘吧！’”

马寅初一次去拜访黄侃，和他说起《说文》。黄很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抗战期间，一次黄琪翔请田汉吃饭，事先说好是一桌客人。届时田汉带着三十来人去赴宴，黄见状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恰好准备了三桌。”

胡汉民谈到孙科时说：“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邓散木腕力极强。他年轻时，一次去酒馆，跑堂的见他不像是有钱人，就把他晒在一边，专心去侍奉几个纨绔子弟。邓也没说什么，向店里要了几个核桃，放在桌子上，右手掌一运力，核桃应声而碎。店家及邻座都大吃一惊，以为遇上“绿林”高手了，赶紧过来招待。

邓散木家里挂着这样一张《款客约言》：“去不送，来不迎；烟自爇，茶自斟。寒暄款曲非其伦，去、去，幸勿污吾茵。”他当年的结婚请柬也别具一格：“我们现在定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在南离公学举行结婚仪式，所有繁文俗礼，一概取消，只备茶点，不设酒筵。到那时请驾临参观指教，并请不要照那些可笑而无谓的俗例送什么贺礼；倘蒙先生发表些意见，和指导我们如何向社会的进取途径上前趋，那便是我们比较贺礼要感谢到千万倍的。”

孔祥熙曾请潘光旦调查其家谱，以证明他是孔子之后，潘一口回绝，说：“山西没有一家是孔子之后。”

丰子恺一向蔑视权贵。住在缘缘堂时，家乡的县长慕名求见，事先带话来，丰便在门上贴上“谢客”两字。抗战期间，丰住在贵州遵义，当地豪绅罗某几次上门求画，都被挡了回去，某日罗突然袭击，丰正吃午饭，不及回避，只得倒了杯清茶，敷衍了几句，即起身进卧室了。抗战胜利后，孔祥熙想出高价买丰子恺的西湖套画，杭州市长也曾亲自到家中求画，都被丰拒绝。

王云五说：高（梦旦）先生是一个老少年。

叶公超说：“他（徐志摩）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巴金告诉沈从文，他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讲话。沈从文便说起，他第一次上中国公学的讲台，教室里坐满了学生，他骤然感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盯着自己，立时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请等五分钟。”而当时是中国公学学生的罗尔纲的回忆则是另一个版本：“沈从文只读过小学，是胡适把他安排上大学讲座的。选他课的约有二十多人，但当他第一天上课时，教室却坐满人，他在讲坛上站了十多分钟，说不出话来。突然他惊叫了一声说：‘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

抗战期间，当年上海滩的两个大佬虞洽卿和王晓籁常往返于重庆和昆明之间。两人行事风格迥异。虞洽卿到昆明都借宿友人家，友人嗜烟，不及招待，早饭由虞自理。虞洽卿每天只花一毛钱买四个小馒头，后物价上涨，馒头变成三分一个，有人戏问虞洽卿如何应付，他答：“我改吃三个，反而可省钱一分。”一女戏子曾随虞洽卿从重庆到昆明，有人问她，虞是阔人，路上用什么招待呀？她答：至多吃到蛋炒饭，这就算最丰盛的了。王晓籁则是另一路，每天牛奶面包，听任物价上涨，从不更改。

傅雷多才多艺但性格暴烈急躁，楼适夷说：“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提着小脑袋往墙上去撞，好像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抗战结束后，昆明一家美术学校请傅雷去当教授，傅雷便从上海起兵发马、捆载而去，一路跋山涉水。到昆明的当天，即去参加一个讨论教学计划的会议，因一言不合，他马上扛起尚未打开的行李，回了上海。

林语堂用英文写成《吾国吾民》，并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后，决意赴美从事英文写作。这是30年代中期的事情。当时林在上海已经住进花园洋房，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