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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回校，并推蒋梦麟先生以北大总务长的名义暂行代理校长职务。他们还说，北大教职员

代表和留在上海的北大同学们都表示接纳蔡先生的意见，要我不必再去浙江。他们认为北京

教育部对蒋梦麟暂代校长职务一事是会认可的。我于是和段锡朋等到江苏省教育会去访问住

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任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

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这样，护校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北大也于十月间照常上课。我也辞去北大学生会和学生

联合会的职务，开始重理学业。

第九章　第一次会晤孙中山先生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间，北大开学，我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参加了邓中夏同学等所组

织的“曦园”。这是一个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新村”的思想，

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包括自己烧饭等等）为宗旨；参加者共十六人，多是

湖南籍学生，其中也有不少的出色人物。如我上文提到过的易克嶷同学，是一位谈吐动人的

政论家，他形容和讥讽现实政洽的丑态，批评当代新旧人物，无不入木三分。罗章龙是德文

系的学生，是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具有谋而后动的素养，是当时醉心于俄国革

命的人；他能直接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德文原著，从德文书刊中较多知道一些俄国革

命情形，常在研讨时提出他的所知供同住者参考。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

向人一本正经的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

其他参加者也多数在五四运动中显露过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园的一群中算

是学生运动中最卖力的一个，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也曾被邓中夏戏称为“学

生要人”。

然而我这个“学生要人”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

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所过问。

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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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十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

①，以及十一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

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

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

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我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教育讲演

以外，虽然同学们认为我是学生运动的识途老马，常要我参预其事，但我总是婉词推脱。

十二月间一个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几名警察来到曦园，奔向我的住房来逮捕我。那时

正轮着我在厨房烧饭，由于同学的暗示，我知道祸事又临头了。我立即用炭灰搽了搽头部，

装着若无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们搜查了一阵之后，失望的退去。这显然是被我的临时

化装瞒过去了。到了五点钟，同住的同学们出去详细查察，确认暗布在曦园四周的警探们已

经离去，才护送我到沙滩北大第一院，把那里当作暂时的庇护所；因为警探们究竟不敢公然

闯进学校里去抓人。

我见了蒋梦麟代校长和学生会一些负责人，商量应付的办法。我们认为警察这次行动，

是安福系政府受了日本的压力，又一次对学生的报复和镇压行为。相信列入黑名单要拘捕的

学生人数还很多。于是我们决定，为了避免学校再受打击，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都暂时躲避

起来。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动，作为在京同学的声援。于是我和罗家伦同学以北京学

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前往上海。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