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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他研

究社会主义较早①，五四以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

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供给他们所需

要的书刊，并常与他们切磋。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

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

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

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

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

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

他负招待之责。一九二○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

来。

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宣言发生了甚大的影响，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内容是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

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宣言约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

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

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

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

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

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其他民众团体都已被封闭，学生的活动虽仍在暗中进行，比之五

四时规模显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学们觉得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有些不够了，正在那里摸索新

的途径。当时山东问题已成悬案，一时不易解决。直皖战争酝酿已久，日近爆发，人们都在

期待段祺瑞亲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将是曹锟和其盟友张作霖，与段相较，都是一

丘之貉。吴佩孚究竟只是曹锟的一员部将，虽表示反日爱国，又能做出些甚么来？这一切都

显得中国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

中闪耀的光芒。

当时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研究系主办的北京晨报、上海时

事新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月刊、星期评论及无数青年们主办的报刊都或多

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扬社会主义，并热心地介绍俄国革命的实况。已经踏进社会主义圈子与尚

在边缘的人物，不仅撰文宣扬，有些已开始有所行动，虽然那些行动并没有甚么了不起，但

确已走向酝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途径。

当时和我亲近的同学们，思想上多有了显著的改变，其中有些较李大钊先生尤为急进。

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

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

共产党。罗章龙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据他研究所得，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

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其他有这种类似急进表示的青

年所在多有，毛泽东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瓶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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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

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