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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学校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课本，只有借用国民党的课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时曾译印

了莫斯科出版的《苏联步兵操典》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两本书，可是经过长征的灾难，

这两本书已难找到了，幸好有一个一方面军的下级军官，经过千辛万苦，才保存了这两本书。

我当时发现了，读了一遍，视为至宝，立即翻印，作为这个学校的课本。

这间学校的训练方针是注重红军的正规化。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

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干部在苏联陆军大

学唯一的毕业生，回国后即出任红军参谋长职务以迄于今，所以他对红军的一切了如指掌。

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他讲话爱用尖刻的词句，常

常批评游击作风，连毛泽东他也要讽刺一番。刘伯承这个正统派军人，在授课时经常假定两

个同等人数、同等装备的敌对军事单位，对阵的时候，胜利将属之于勇敢坚韧和战术较优者。

这种思想原是无可非难的科学分析，也合乎共产主义者所推崇的辩证唯物论。可是我们的红

军与敌军相交经常处于劣势，因而素来提倡英勇坚韧和协同一致，重视出奇制胜的战略，久

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游击观念”，过分强调超人和少数集团的优越作用，以为物质力量不足

重视。

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

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任连长排长，一直升到军长。

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

随意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

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

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余天云事件发生后，我即驰往红军学校召集所有同志举行会议，并发表演说。我指出一

般同志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的学习正规战术。我特别推崇刘伯承的军事知识，说到

我自己和一般同志都得向他学习，他在刷金寺时所发表的、所有红军干部都须再教育的演说，

我是完全赞成的。我还说明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从前是如此，今后也应如此。不

过学生们应该虚心学习，不要固执己见，以免妨害学习和违反应遵守的纪律。我赞成学校当

局给予余天云的处罚，但要求一般同志继续敬重他并帮组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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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红军学校这个风波算是平息了，多数师生原不赞成余天云的见解，经过这次教育之后，

学习的进行显得更为顺利。我和其他同志也曾安慰余天云，他虽郁郁不乐，似也再无不满的

表示。不久，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移动，余天云竟在途经大金川激流时自高崖跃下自杀了。

余天云的自杀事件，立即震动了一般干部。有的埋怨我和学校当局对他处罚太严，使他

感觉这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评余天云太过倔强和骄傲，游击观念太深。甚至还有

人以为余天云事件，证明红军干部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平心而论，

余天云不过是毛泽东的缩影，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折手段，两人同样坚持游击观念，

也以同样的理由与刘伯承发生战术思想的争执。两人都自视为游击天才，神圣不可侵犯，不

过一个土头土脑，一个多点斯文，因而一个愤然自杀，一个老是运用奸诈，横行霸道。

为这件不幸的事我发表了沉痛的演说，要求同志们从这件事汲取应有的教训。我首先痛

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但我也着重指出自杀行为之不当，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

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同志养成轻身观念，是要不得的。我重复阐明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

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