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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在自己的少年时代，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并没有谁会来管我。有的小伙伴的家境比我好，但我并不羡慕人家。我觉得自己比那些受家里管制的孩子们要开心多了，因为没有人会管我回不回家，没有人会管我写不写作业，也没有人管我几点钟睡觉，我很少会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与我的小伙伴们相比，我觉得我要比他们幸福得多。也许这种非常自由宽松的生活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影响了我后来的事业。我喜欢天马行空地生活，不喜欢受到约束局限。

▲也许这种非常自由宽松的生活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影响了我后来的事业。

“危途无处问生涯”：马场道

在我三岁以前，我一直与家人一起居住在天津的马场道。

马场道全长三公里，是天津著名的“五大道”的首道，其终点是旧天津有名的赛马场。这个地方，其实是英租界外的一片高档住宅区，兴建于20世纪20年代。其建筑以花园别墅为主，辅以形态各异的连体式公寓楼，环境幽雅，道路整洁，花草芬芳，树木葱郁，是天津上流社会人士的聚居之地。跻身天津商界新贵的我们一家，在40年代期间就居住在这条街中。我们家是一间有两栋楼房、多间平房和一个大花园的别墅。当时，中国的社会虽然普遍很落后，但是我们家电话、风扇、浴缸、汽车、收音机、留声机已经一应俱全，而且雇有好几名工人为家庭服务。我们家的生活，在那时而言，应该是相当尊贵的了。

我二哥在他的一篇散文——《沙发椅上的老者》中写道：

想到父亲，首先便是这些不愉快的场面，而不是他年轻时飞黄腾达的面容。对中年时的父亲的记忆，亦只限于他喜爱在春节穿着内衬白狐皮的海青长袍，还有乘坐小汽车去天津跑马场赌马的模样。他不是一个性好夸张的商人，一切以赚钱为主，但他于夜深驾着小汽车回家在铁门外按响喇叭的刺耳之声也就够暴发味了。

这是当时我们家生活的写照。二哥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在马场道的家门前，曾有一帧扶着自行车的留影，这帧照片后来收入在他的最后一本自选集《校园与尘世》中。

我们家在天津生活时，我还是一个小幼儿。由于年龄太小，我对那时的生活情形印象已相当模糊。前两年我出差到天津，曾到马场道转悠了一圈，但追寻不回多少幼年的记忆了。现在留在我印象中较为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在三岁的时候，有一天，看到家中的桌子上放着一瓶药片，我觉得很好奇，便把它拿到马桶旁，然后打开瓶盖，取出一粒扔进了水里。只见水面上“咚——”地一下，冒出了一圈圈的涟漪。我觉得奇妙极了——原本平平静静的水，怎么就变得这么好看了呢！我一边有趣地看着水面的变化，一边继续把药片一粒一粒地往水里扔。等到姐姐发现了我的做法时，瓶中的药片已差不多被我掏空。这件事，反映了我在幼儿时代对生活所具有的浓厚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正是获得知识与经验的驱动力。因为扔药片，我才知道了水受到冲击会产生涟漪的道理。“格物致知”，不就是这回事吗？

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我的语言能力的发育，似乎比一般的儿童来得迟缓。在我跟随全家离开天津来香港之前，我几乎不会说话，只懂得含含糊糊地叫“爸爸”、“妈妈”，以至于全家人有点担心我长大后是否能利索地与人交流。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眼中的这位“哑巴”弟弟，日后在语言方面却显现了过人的天赋，能流利地说粤语、国语与英语。在东南亚保险界，我还被认为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讲家。《老子》有“大器晚成”的说法，在语言能力方面，我想自己就算不是一件晚成的“大器”，也算是一件“中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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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才露尖尖角”：父亲的“失踪”

生活是一个持续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而造成生活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有主观的，客观的；必然的，偶然的；社会的，个人的；外在的，内在的……

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地区发动了辽沈战役，在辽宁西部与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经过五十天的激战，结果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悉数被歼，东三省全部解放。解放军在东北的胜利，使华北地区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尽管当时盘踞在北平的华北“剿共”总司令官傅作义表示有信心“剿灭*”，而驻守天津的国军警备司令官陈长捷也贴出布告声称国军有能力保护天津，但是像华北其他城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