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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列强国家在亚洲的所谓力量均势。英国的利己政策使它在对待中国出兵缅甸问题上踌躇不决、出尔反尔，不敢正面否认中国出兵的重要性，只是强调时机未到，不同意中国军队先行入缅。直到去年2月仰光告急，我们远征军才开始陆续入缅。第5军先遣师第200师一部于3月8日到达同古时，该军主力尚在滇缅路运输途中，炮兵及战车部队亦正从昆明向缅境赶运中。而当天日军第33师团已攻占仰光。远征军还未能迅速集中优势兵力于战场，就面对从勃固北进的强敌，以致作战一开始就陷于被动。以后兵力逐次投入使用，无法发挥全力，从而影响整个战役。”

“这一点是我们大家都公认的。英国人在这方面做的的确不怎么样。”郑将军说道。

“他们本来就是想利用我们，根本就是不拿我们当盟友看待。”廖师长说。

“第二，联军缺乏协同，致贻误战机。远征军入缅之初受英军总司令胡敦指挥，但联军对缅境作战并无完整计划，亦无明确目的，仅有地境划分与部署的建议：将缅甸大部正面划给远征军，英军则集中在伊洛瓦底江地区，以印度为后方（便于在战况不利时向印度境内转移），而以第5军在仰曼路方面掩护其撤退。在联军协同联络方面，英国人为便于其单方行动的方便，一再拒绝我们要求派遣联络员到英军师、旅的要求。在作战进程中，英军不顾第5军右侧的安全，节节败退，甚至放弃阿兰谬，向仁安羌转进的重要行动亦不通知第5军。为了右侧翼的安全，我们远征军被迫放弃曼德勒会战，坐失击破当面日军的良机。”

“我早就说过，英国人不可靠，结果大家也是看到了，他们在倭国人面前根本就是一触即溃，连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廖师长说。

“的确是这样。他们自己擅自放弃阵地撤退，从来就连招呼都不打，简直就是自私到了极点。”蒋上尉也说道。

“第三，联军指挥系统紊乱，层次多，不统一，影响全面作战。中国远征军初受英军司令胡敦、后改亚历山大指挥，他们都未实施其统一指挥责任。远征军长官部成立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全权指挥在缅远征军。1942年4月蒋介石第二次赴缅督战时，对在缅将领明确宣布了五个指挥关系。其中三个是：对英一切问题，由史迪威接头。此外，军事委员会选派驻滇参谋团入缅就近协调作战。名谓协调，实际亦参与指挥。此种指挥系统，层次繁多，指挥失灵。在保卫缅甸的大前提下，中、英各方均对缅甸的战事有各自的战略目的：英方以保卫缅甸为次，以利用我们远征军掩护其撤入印境为主；我们则既要协同英军击退入缅敌人，又要尽可能减少伤亡，保存部队，所以，校长在战略上着重严密防守、部队纵深配置，也不是积极协助英方。这样，在全役作战过程中中、英两军各自行动，情况通报失时，史迪威与参谋团并未起到协调中、英两方的作用。在指挥层次本已复杂的情况下，国内还不时亲自遥控指挥，迭次电、函指示驻滇参谋团。参谋团负调协责任，但亦参与直接指挥，造成前线指挥员无所适从。如4月24日，第200师将攻克东枝时，远征军长官部电令第5军攻克东枝后，即返曼德勒，准备会战。同时，驻腊戍参谋团又电令第5军督率所部于攻克东枝后，继向雷列姆北进之敌尾击。两电相左。经向双方请示，最终还是由校长出面授意，命长官部采取折中办法，令第200师继向雷列姆，令军主力返回曼德勒，同时令参谋团指示按长官部命令行事，以维持双方的面子。这种指挥方式既难适应作战需要，又复造成兵力分散，且又枉费宝贵时间，哪里能不影响作战呢？”

“拿破仑讲过两个出色的指挥官不如一个平庸的指挥官，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廖师长说道。

“令出多门，让我们无所适从。谁都有权力管，到头来谁都没有办法管。我简直不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办法，搞得这样一个指挥系统，像一个怪物一样。”孙师长说道。

“有些话，我们大家心里明白就行了，就不用说出来了。”郑将军说道。

“对，有些话，大家明白就行了。”蒋上尉也说道。他何尝不明白，大家指的是谁。

“第四，作战指导失误，忽视翼侧、后方安全，影响全局。缅甸东境本已完全暴露在侵占泰、越日军的威胁之下，而且此地地形复杂，仅有垒（垒固）、腊（腊戍）公路贯通纵深。整个东境原先仅有1个军的兵力。该军既要拒止泰方来攻之敌，又要扼守垒固要点、配合正面作战，显然力不胜任。如此部署，使我们远征军的左翼十分薄弱。当正面放弃曼德勒会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