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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生理实验室的工作已取得某些令人注意的（即使有时是有限的）实际成效。

在我写这本书时，新西兰的约翰·沃克是一英里赛跑的世界冠军。他受到的医疗照顾也许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赛跑运动员都多。他的医生劳埃德·德雷克博士密切地观察他的脉搏、血液指数和用氧能力。如果他的血红素数量下降了（从而他的血液输送氧气的能力也下降了），德雷克就要使它升上去，给他注射维生素B12，以刺激骨髓制造更多的血红素。假如沃克受了一点轻伤，德雷克就会立刻给予处理，防止伤势转重。他甚至规定沃克锻炼时应当跑多快（经常是每英里五分钟的速度）。但是对生理学家的工作最重视的地方是东德。那里每一个世界第一流运动员都有整整一个专家小组辅助他，正如一位医生说的那样，“就象把宇航员送人太空时的飞行控制”。

鉴于东德人近年来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功，如果我们自己的运动生理实验室不能迅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那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上述作法是好办法。在一次运动和心脏病的学术讨论会上，罗杰·班尼斯特说，他认为“科学研究对运动员没有多大帮助，因为每个运动员都互不一样”。班尼斯特说：“他必须既试试快跑，也试试慢跑，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然后计算出自己最有效的训练方法。”他说，此外，身体的因素只是一个跑步运动员取得成功的条件的一部分：“我认为使一个跑步运动员得到提高的最重要的素质，是他的干劲和顽强的精神。那是和任何身体素质一样重要的。”有些评论者还担心我们最终会培养出一批没有头脑的一九八四年式的超级明星，身体虽然锻炼得很完美，但却受一些专搞权术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小组的操纵。

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出现的。首先，正象班尼斯特指出的，精神上的素质在赛跑时是很重要的。其次，比赛的成功要依靠许多可变因素，因此几乎不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使每一项因素做好准备。谁也没法知道。不管怎样，东德是个例子。自从医师参加后，东德取得奥运会奖牌的能力大幅度上升了。

为了弄清楚运动生理实验室究竟千些什么，我访问了它们中最著名和最受尊重的实验室之一，印地安纳州芒西市州立鲍尔大学的人类行为实验室。该实验室由一位能言善辩、思想敏捷的生理学家戴维·科斯蒂尔领导。

人类行为实验室是一座看不出有什么建筑风格的很不起眼的金属结构房子。在整个州立鲍尔大学校园内，它属于最小和最不引人注目的建筑物。然而，近来它兴旺起来。该实验室于六十年代中期刚创立时，只有一辆自行车，一条阶梯式长凳和一抽屉听诊器。当一九六六年戴维·科斯蒂尔来到后，它才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

科斯蒂尔四十一、二岁，头发微灰，身材瘦削。他是个怎么说就怎么做的人，自己每天都跑五英里。他虽然自小就对付育感兴趣，但是直到很晚的时候才想到要把运动生理学当作自己的事业。他告诉我说：“离开大学以后，我曾当过一阵中学游泳教练。我很快发现我不愿一辈子当教练，因为除了我喜欢孩子们以外，我不能得到其他满足。我真正喜欢的是对运动员进行研究。我能用数百小时计的业余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因为这种研究有意思。最后，我进入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读博士学位，但是那时我还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开始在研究实验室外徘徊。我有时会进去呆上一整天，只是为了好玩。”戴维·科斯蒂尔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后，开始找职位。

恰好有人寄给他一份州立鲍尔大学为它的实验室招聘负责人的广告。他便应征就聘了。

这个实验室的北墙有五、六间普通办公室，包括科斯蒂尔本人的办公室。而在实验室的其他的地方则挤满了各种最新型的设备：一部电子计算机，一部离心机，测量跑步运动员在踏旋器上活动时他们身体吸收和排出的氧、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的设备，以及一间用来研究人体对极高或极低温度的反应的十英尺见方的热室。屋子正中间则是一架踏旋器，这个国家的一些最优秀的赛跑运动员曾在这架踏旋器上为科研作出了贡献。

就在这些房间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其中有几项使跑步运动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例如，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