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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偕�怠罚�兄菔榛�霭嫔纾�1982年版，第7页。）的才华，使她从小便没有对男性加以特别崇拜。然而，她毕竟是在三从四德的教诲下长成的闺阁小姐，所以起初出走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保全名节，深藏着从一而终的理念。但她随即想起了谢湘娥和柳卿云（小说人物，宋宁宗帝时，两人都因事急上京，女扮男装，考中状元，而后与家人团圆），萌发了仿效之念……她轻松地连中三元，而后又因治愈太后的病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这极大地增强了她的自信心，沉睡千年的自我意识日渐苏醒，她开始主动地设计自己的人生之路。凭着过人的胆识，她抓住了朝鲜兵败、山东告急的有利时机，极力举荐少华。随着少华的凯旋，她也一举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官位的上升，自我力量的扩张，孟丽君的思想也日趋成熟，她深信：女子完全可以和男子一样建功立业。《再生缘》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没有停留于“中状元、喜团圆”的旧模式，而把孟丽君独立地推上了权力的巅峰。在这其中，孟丽君的独立之路已经走得非常遥远。她以女儿躯实践了封建男性的终极追求：拜宰相、立朝纲、平天下。她已经完全认同于这种角色，并内化为自我意识，时时处处享受着由它所带来的自由和荣华。在她眼中，女子所追求的婚姻幸福已不算什么，她宁愿“脱袍卸蟒返林泉”（注：“清”陈端生《再生缘》，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第762页。），也不愿回复红妆嫁少华。

二、艰难的路途

将孟丽君逼上女扮男装之路的是社会境遇而非个人选择，这条路充满了泥泞与艰辛。首先她得违反根深蒂固的封建纲常，学习接受父亲、丈夫的跪拜，抵制父女、夫妻之间的敬畏。第二，她必须挣脱传统女性的习俗，抛弃深入骨髓的女德女诫。面对这种角色转变，她并不从容，而是时常沉溺于负罪感，她自觉地为自己列出了四大罪状：瞒蔽天子、戏弄大臣、扰乱阴阳、误人子弟。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她原有的女性意识并不承认这种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她爱这种生活方式，但文化的熏陶又让她倍感内心的煎熬。是陈端生——一个18年华少女的天真，而不是主人翁自己赋予自己与女人决裂的勇气。但是一旦踏上此路，她就再也不愿回归。挣脱了男权社会的镣铐之后的生活是惬意而辉煌的，个体的自由是任何其他东西无可替代的。何况她的才华不再被埋没，而是可以淋漓尽致地挥斥方遒、指点江山。面对矛盾，她就代用国法来掩盖伦理，以自我价值的实现来弥补女性特质的隐匿。她甚至用“灾”、“牢笼”来比喻家园，足以体现出她那“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解放。所以，“何须必要归夫婿……正室王妃岂我怀”。（注：“清”陈端生《再生缘》，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第608页。）对于去意已决的她，乔扮男装，已决非为保全贞节的一时之念，而是终身的企盼。可惜好景不常，强行将她逼上女扮男装的社会境遇再次展现出它的淫威，逼她回复红妆。即使孟丽君自身可以挣脱男权社会的禁忌，摆脱传统女性意识的束缚，超越自然女性的欲望，她也终究摆脱不了社会历史的压迫。当身份一旦暴露，回归与否已不再是个人或少数人可以决定的事，也非作者所能主宰，而是社会传统的必然要求。正因这种无法超越的社会性，《再生缘》并不被当时所接受，她不但比不过《天雨花》，还遭到自觉捍卫男权秩序的女性——《笔生花》的作者邱心如的猛烈攻击，认为郦保和不忠不肖，大有“辱父欺君”之罪。（注：邱心如《笔生花》，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前言》第1页。）所有这些都主宰了孟丽君这一形象的悲剧性。其结局诚如郭沫若对《再生缘》结局所设想的，只能使她或者回归牢笼，或者咯血而死。

三、爱情的缺席

《再生缘》的世界，可以说是女性主导的天下：精明能干的孟夫人和皇甫夫人，智勇双全的皇甫长华、卫勇娥，老练的太后，世故的江妈，更别提孟丽君自己了。它仿佛是男权体系的一种实质的错位，在道貌岸然的男权体系中，依稀可见母系氏族的余辉。然而，女性毕竟不等同于男性，简单机械的男女平等本身便是一个荒谬。所以当陈端生把孟丽君推上悉心设置的男性轨道而忽视了女性的自身特征之后，她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传统社会错误地将爱情塑造为女性的第一生命，陈端生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错误地抛弃了爱情在女性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即使孟丽君可以在陈端生的塑造下蒙蔽一世，可以男性化地度过其飞黄腾达的一生，但事实上，这种单色彩的完全错位的一生仍旧是个悲剧。幸福的人生至少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