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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杨红到楼下食堂的热水房打水的时候,看见陈大龄正端着个碗,站在食堂门外。看见她,就笑吟吟地走上来,跟她打招呼,又像以前那样,帮她装满一桶热水,问她:“今天上课了?还顺利吧?”
杨红惊恐地四处张望,唯恐有认识的人看见她跟陈大龄在一起,怎么看都觉得不知什么地方就藏着几个周宁的心腹在暗中监视,又或者是系里派来监视她的,反正人人可疑。
“让我自己来吧。”杨红说着,就去抓桶,又责怪地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知道你都是这时候来提水……”
杨红见有人正朝这边走来,小声说:“别到这里来了,别人看见就麻烦了。”
“五区那边没食堂,我不能过来吃饭么?你这么害怕,是不是周宁威胁你什么了?”
杨红低声说:“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么,那次没事都闹成那样,要是知道我跟你在一起,那还不闹翻天?”
陈大龄爱怜地看了她一会儿,说:“你自己提,就不能装这么多了,让我给你倒掉一些,免得洒出来烫到脚。”他慢慢往外倒水,叹口气,“这种事情,光害怕是没有用的。真的到了需要的时候,可以求助法律的。你害怕成这个样子,我真的不放心你还跟他待在一起……”
“你别担心,他不会伤害我的,我是怕他……”
“伤害我?早就跟你说了,他不能把我怎么样的,你不用为我担心的。”陈大龄又叹口气,“就是怕你这样高风亮节,为了保护我就舍了自己。周宁也算把你摸透了,知道你们这些共产党员,不怕死,为了救群众,是会自我牺牲的。”
杨红撅起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陈大龄帮她提着桶,走到她楼下:“你不能一辈子生活在害怕之中,谁威胁你,你就怕谁,那只能是助长他们的暴虐。你这点又不像共产党员了,共产党员是敢于跟困难作斗争的……”
杨红看见楼下的小龚也提着桶走过来,赶紧从陈大龄手里接过桶,说:“我上去了,你保重。”说完,就匆匆忙忙上楼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杨红为了挽回学生的心,每天花很多时间仔细备课、做实验。这样的忙乱也帮了她一个忙,胡思乱想的时间明显减少了。
有一天,她听到校广播电台说九月十号教师节那天学校要为讲师团将士饯行,心里突然一紧,知道陈大龄马上就要下乡去了,好像陈大龄此去就不会回来了一样,想都没想,就骑车到滨湖路上的一个电话服务点给陈大龄打电话。
拨通了电话,杨红又有点希望陈大龄不在家,也许那样更好,能跟他说什么呢?听到他的声音,自己所有的决心都会灰飞烟灭。但事与愿违的是,她听到了电话线那端那个她想听又怕听到的声音:“喂?”杨红又呆在那里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陈大龄轻声问:“是杨红吧?你怎么样?没事吧?”
这句平平常常的问候却让杨红喉头发紧,好不容易说了一句“我挺好的,你呢?”就说不下去了。
陈大龄那边听出了她的哽咽,急切地问:“你没事吧?有事一定要告诉我,周宁没把你怎么样吧?”陈大龄等了一会,听不见杨红的回答,又问,“杨红,你还在听吗?不要挂断,你这些天没消息,我一直都不放心……”
杨红听见他温柔的声音,关切的话语,眼泪突然涌了上来,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抽泣起来。陈大龄听见了,焦急地说:“杨红,你在哪里?告诉我,你是不是在滨湖路上?不要离开,就等在那里,我马上过来。”杨红听见这话,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马上挂了电话,逃一般地离开了电话服务点,连钱都忘了付。
教师节前一天,系里给杨红一封学校的邀请信,让她代表系里参加学校为讲师团组织的饯行,说必须参加,在进门处要登记的,不能缺勤。别的老师告诉她,这是为明年选派讲师团做准备,被邀请的人都是明年应该去的人,像你这样没下过乡的,肯定要去。杨红本来是想躲避一切能碰见陈大龄的机会的,但系里说了,又觉得从道义上得到了一个借口,就理直气壮地去了。
地点是学校的工会大礼堂,杨红去的时候,发现在进门处真的有人叫她在一个本子上登记,还发给她一张进餐券和一张舞会入场券。杨红进了礼堂,就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坐下,四处张望,想看看陈大龄在哪里。
礼堂里有很多人,各个系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