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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然有孤独的自信和清醒的寂寞。举世誉之，不忘乎所以 ；举世毁之，不垂头丧气。他们的内心，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并存的独立世界。内外两个世界可以平等对话，但谁也别想粗暴地侵略谁。他们可以傲然地朝对方说：“请尊重我的主权。”

这样的作家，才是我所心仪的真正作家。

当代中国，也确实需要或说应该诞生一批这样的作家。

真正的作家，甚至大可不必借助于所谓机遇。有时，所谓的机遇，可能恰恰是灾难。试想，如果汉武帝刘彻垂青司马迁并委以宰相重任，《史记》的命运又将如何？无疑，政界站起一个新贵的同时，文坛必然倒下一位大师。

文章憎命达。

历史绝不会因为郭沫若的所谓的好机遇，就把他的位置排在苏东坡和曹雪芹之前。问题的实质是你有没有好东西？

有好东西的，你活埋不了，如沈从文。没好东西的，你推不上去。乌鸦群中的评论家如何鼓噪，也无法把鸦王吹成凤凰。

文学上最终说话的，是作品。

还是那句话：历史会因一首有价值的小诗而记住一个名字，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写了成吨垃圾的“作家”扫得不知去向。

因此，我很欣赏海明威。他永远和死去的作家比。因为活着的许多终将真正地死去。他的目标总是一个个虽不在人世但在文学上永远活着的作家。他也像托尔斯泰一样，用质朴的笔写出了那个时代的那群人如何活着。

中国的老百姓太需要真正的作家了。

我劝天公多抖擞几次。

（3）

真正的历史画卷是生活，是平平常常的生活。是一滴滴生活之水，汇成了历史潮流。作家应该描绘的，就是这些平常的、然而又是最真实的生活。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段生活，真实地记录一个历史时期的老百姓如何活着。《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等一些伟大作品就是这样。它们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其博大得张牙舞爪和精深得莫名其妙，而恰恰在于其真实、质朴、甚至琐屑。传神地写出了琐屑，也就写活了一个个生活画面。正是这些活的琐屑构成了作品的伟大。有时，我们看这些作品时，甚至看不到作者。看到的也不仅仅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更多的是扑面而来的生活和呼之欲出的人物。

当代作品中，一些人为的张牙舞爪的表面的“伟大”恰恰损坏了作品本身。作家们把情绪化的语言和胡编乱造的情节生硬地塞进作品，从而破坏了其应有的朴素。遗憾的是，那些作家自己竟也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真的很伟大，就像背对快要落山的太阳看到自己硕长无比的影子一样。

真的伟大，应该是质朴。

走进佛殿，呲牙咧嘴的，可能是鬼、夜叉，至多是罗汉。而佛和菩萨，则永远是安详的。一个猴子，既使它有翻天覆地的神通，也不过是个难为众仙心仪的“弼马瘟”，哪怕它自封为“齐天大圣”也改变不了其本质。只有当它经过无数次的自我超越，消去火气，降伏无明，证得智慧，从绚烂归于平淡，从舞棒弄棒到安详微笑的时候，它才可能成“斗战胜佛”。这也便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名著风格十分朴素的原因。

当然，我的《大漠祭》距我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尚有距离，但我一直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在小说还没动笔之前，“作者题记”就先从我心中涌出了：

“我不想当时髦作家，也不想编造离奇故事，我只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活得很艰辛，但他们就这样活着。”

我想写的，就是一家西部农民一年的生活，（一年何尝又不是百年？）其构件不过就是驯兔鹰、捉野兔、吃山药、喧谎儿、打狐子、劳作、偷情、吵架、捉鬼、祭神、发丧……换言之，我写的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而已。这无疑是些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构成了整个人生。我的无数农民父老就是这样活的，活得很艰辛，很无奈，也很坦然。

我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告诉人们（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仅此而已。

《大漠祭》中没有中心事件，没有重大题材，没有伟大人物，没有祟高思想，只有一群艰辛生活着的农民。他们老实，愚蠢，狡猾，憨实，可爱又可怜。我对他们有许多情绪，但唯独没有的就是“恨”。对他们，我只“哀其不幸”，而从不“怒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