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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搞不好还会得罪宣传部和市委省委。”

杨文峰想起了总编辑吴力超的教导，脸红红地一个劲点头。

“公安的同志考虑到高大林并不知情，所以就没有对他采取刑事拘留的措施。高大林当天就自由了。不过获得了自由的高大林立即陷入困境，他不但身无分文，而且丐帮已经对他下了‘禁讨令’，就是说，高大林如果再在他们势力范围内乞讨，他们就不会手下留情了。同样这时的高大林也已经厌倦了低三下气的讨生活，他现在只想搞到一笔路费回家乡湖北随州市万和乡的高家湾。他在罗湖口岸转了几圈，肚子不停叫，眼睛也饿得只冒金星的他终于恶向胆边生。他看到从香港过来的港客一个个肚皮胀胀的，屁股口袋鼓鼓的。如果可以偷到一个钱包，也就够回湖北的路费了。”

“他失手了吗？”杨文峰焦急地问。

“没有。”王媛媛说，“他在罗湖口岸也好几个月了，算是比较熟悉当地的地形，所以当他选择一处偏僻的地方下手时，竟然成功了。从那个港客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掏出的钱包足足有两千港币，还有一些身份证件之类的，外加两三个避孕套。估计这港客是过来嫖妓的，所以不敢多带钱，正好够一炮和一餐饭的费用。高大林得手后激动不已，准备再干几单就欢欢喜喜回湖北过年。当时正是2002年12月份，距离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全国欢腾载人神州飞船成功返回地面只三个月，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高大林第一次得手后就马上找在这一带游逛的盲流换钱，小摊小贩不收港币，高大林总得先换点人民币买个馒头填饱肚子吧。没有想到就出事了。”

杨文峰挺了一下，眼睛里露出关切。王媛媛不紧不慢地继续说着故事。

“乞讨有丐帮，偷窃集团也有组织，深圳当时就有大大小小六十七个上一定规模的扒手党。比起丐帮以可怜博得人家同情为主，扒手组织就要严密和残酷得多。如果你不是丐帮的组员而擅自在他们的地盘乞讨，最了不起的是被他们抢了钱撵走了事。可是扒手就不同了，如果你不是扒手党成员而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偷窃，有可能因为你的‘不统一行动’而招致公安报复从而危及这个地区的扒手党，所以扒手党绝对不允许散兵游勇在他们的地盘行窃。这些高大林当然不知道。他当时还拿着偷来的港币和人家换。而这个和他换钱的人正是盘踞在罗湖口岸的深圳最大的扒手党成员之一。

“可怜的农民盲流高大林哪里知道，这深圳的扒手、抢劫党早就把深圳划分得整整齐齐。当地和广东本省的扒手主要有东莞帮和潮州帮，他们的地盘在皇岗、沙嘴、下沙一带；新疆帮则把东门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东北帮的总部设在八卦路。至于最有油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荷包鼓鼓的香港人来往的罗湖口岸，则被湖南扒手党霸占。他们当时的首领来自湖南攸县，外号‘大灰熊’。此人曾经当过五年的特种兵，身手敏捷不凡却又心狠手辣。在他严密的控制下，这个地区的扒手都成了他的手下，扒手大多以来自湖南、四川的盲流为主。

“要想贪污腐败包二奶必须走入党当官或者做人民代表这条路，乞讨也需要加入丐帮，这当小偷也必须正式加入扒手党。朴实的高大林哪里知道人生这么艰难，世事如此复杂呢？结果他被那个要和他换钱的扒手党徒骗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这时好几个湖南扒手党手下一拥而出，对他一阵拳打脚踢，而后又抢走了他身上所有的钱物。高大林没有招架之力，他只能本能地用手一会抱住头，一会捂住腰和胸脯。等他们打累了散开，他蜷曲在那里好一会，等他逐渐感觉到自己的五脏六肺还没有破裂时，想挣扎着站起来，这时，却突然发现感觉不到腿。不仅是那条受伤的腿，右腿也感觉不到了。原来他的左腿的旧伤被踢得旧伤复发的同时，右腿竟然被生生打断了。”

杨文峰听得越来越紧张，呼吸都有些急促，但当他看到王媛媛沉着的表情，立即让自己也冷静下来。

“他当时也爬到医院去，但人家最多能够帮他免费上一次药。医院也承包了，还要运转，不可能免费收留病人，就像饭店宾馆不可能免费招待客人一样。从医院爬出来的高大林抬头望天，可是透过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他只能看到一小块被挤压得变了形的天空。这时万念俱休的高大林突然想起了老家农村，他突然想回家。

“这想回家的愿望随着每一次从两条腿上传来的刺骨的疼痛而增加。那两天高大林就求好心的同乡用自行车把他拖到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他求车站同志能够免费把自己运回湖北。如果他们同意，他可以坐在厕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