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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之命，臣等自当殚精竭虑，为我主分忧！”王敬诚道，“只是臣等想知道，国主是欲周详之制，还是权宜之制。”“禀国主，若是周详之制，则需费日旷久，一切名器礼乐制度需有出处，须体贴古制，又合今世。”耶律楚材道，“政权、财权、军权与监察之权各有归属，亦一个不能少，还需律典、礼、乐、仪卫、舆服等等。至于权宜之制，即是从快、从简。”

赵诚也很明白，如今家大业大了。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可以直接控制官吏治理各地，事事亲为。身为上位者，就须依靠一整套官僚系统来治理国家。因事设人，有什么要的事情要做，就得需要相应的官吏去施行，并且必须有相应的品级、俸禄、鉴衡、监察与升降等等。而弄得不好。就成了无数弊政的来源。让国家疲弱，百姓受苦，亡了国也不算什么。

“自古为人君者，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内政清明。官员各司其职，忠于职事。士农工商诸人归心。外敌不敢窥视。”赵诚道。“宋国虽典章齐备，煌煌皇家气派让孤也为之叹服，当今天下，诸侯林立，孤虽有心完善内政百事，但却不愿让繁文缛节掣肘。”

“国主莫非是想要行权宜之制？”高智耀道。

“对，正如晋卿所言，一个简字。一个快字。”赵诚点头道。“有敌来攻，千钧一发。孤欲亲率大军迎战，难道还要孤先祭拜天地，选个黄道吉日亲征？至于穿什么衣服，孤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百姓能买得起丝绸就让他们穿，尔等将来承平之时可以定下个舆服之制，规定其等级服色，但也不必再去与百姓计较。孤前些年的宋国之行，孤观宋国百姓除了龙袍，如今官绅与士人、百姓衣着也没太多分别，尤其是妇人，与宫中无异，大概是朝廷虽有定制，民间总是屡禁不止，徒耗心神而已。古人行冠礼，至今冠礼已简易至极，听说司马光曾仿古制穿深衣，以为复古，有人则说今人当服今时之衣，对司马光颇不以为然。可见古制亦并非定式，后宋国大儒朱熹也穿深衣，却被人骂怪服，此何其冤也？”

五位臣子心中暗笑，均知赵诚其实是不愿被礼乐制度给束缚了，虽然有些强词夺理，却也有些道理。

“由此知之，世易事亦移也！”赵诚道，“诸位给孤讲讲历朝历代官制的沿革故事，孤再计较一二。”

“昔武王克商，史臣纪其成功，有曰：列爵为五，分土惟三，建官制惟贤，位事惟能。后人曰爵、曰官、曰职，分而任之。”刘翼道，“然周初之制已经不可考，考据家所言恐名不符实。古文所言，又恐多假托之作。吾王欲定官制，需审时度势，因事设人，而非因为设事，也不必拘泥于古制或外国官制。”

刘翼是个绝对的文人，他没有当官的料和心思，而是沉迷于做学问，醉心于考据学。那些诸如《尚书》、《周官礼》地古人作品，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正是因为如此，后人厘定制度，附会夏商周的古制，往往与事实并不符合。

“秦汉之制，至其时官制已尽完备，先秦三公九卿有也，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分掌国家大权，其位主权重，以下设九卿管诸曹事。自武帝始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以为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又增御史中丞，行监察百官之权。至后汉，正式发号施令的是尚书台，三公之权削弱，只能办理一些例行公事。汉末，曹操为了掌握大权，自任丞相，并一度恢复御史大夫等官职。曹丕称帝后，以为东汉尚书台权力太大，便另设中书省，掌握机要，起草和发布政令，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府。尚书台自此成为执行机构，其事务日益繁忙，开始分曹治事，设侍郎、郎中等官，综理各曹工作。

晋代将汉代的侍中改为门下省，作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长官为侍中。侍中地位虽不高，但因接近皇帝，故很有权势。至南北朝，凡属国家重要政令，皇帝都征求侍中地意见，这样，门下省便成为参预国家大事地部门了。到了隋唐时，朝廷高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首官称尚书。中书主取旨，门下主封驳，尚书承而行之。然李世民任过尚书令，自他以后无臣子再敢任其职，故尚书省的首官就只设左、右仆射，但不久，左、右仆射成了听令执行的官员，不能参加大政。至高宗时，则用其他官员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参预朝政，行宰相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