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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想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支撑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断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刚巧当地的户籍警严晓玲跑来告知；按照上级规定；军属之家是不可以抄家的；但现在天下已大乱；谁也管不了谁了；这条街上无人不知你们家的底细；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家若是有“四旧”的话；还是自己处理处理吧。　那么就只好如此了。当天夜里；他们几个兄弟陪着母亲卞慧卿；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抬到了天井里；把箱内之物撕的撕；烧的烧；砸的砸；然后“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事。那件黄马褂；临焚之前想想实在不舍得；就剪下了上面五只金纽扣；把它混在针线箩筐里；造反派就不易发现了。那一堆大大小小、晶莹亮丽的各式印章；一般的也就扔掉了；有几方大的上面还刻着山水人物造型；精美无比；扔掉实在可惜；怎么办呢？还是小儿子李道稔想出一个好办法；干脆把上面的印文磨掉；去掉它的历史内涵而成了一块普通的印石；不就安全了吗？那堆印章是李鸿章、李经述、李国杰、李国煦等三代人的印章；说不定就全成了祸害了。一箱子东西全都处理完了；他们仍未舍得动那把宝剑。李道�小心地把它用报纸包起来；今天藏到这儿；明天藏到那儿他明明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宝剑还是被造反派搜走了；是被李道�的一个叫“大哥”的同学给“咬”出来的；他曾在李家看到过此剑。

李道�1949年8月参军；那年才十五岁；曾在华东军政大学读书一年；所谓“大哥”就是他那时的一个同学；关系好得就像亲兄弟。毕业后“大哥”分配在陆军；而李道�则要求去海军；因为那时国家正在组建海军。他想；既然高祖父是在海军（北洋海军）的事情上栽了跟斗；李家后人就有责任在海军建设上再站起来；于是来到东海舰队兴国舰上。部队驻扎浙江定海；白天参加训练、执行任务；晚上他总是一卷在手；灯下苦读。军事书、科技书、自然地理书、政治书、历史书、名人传记只要那时能找到的书；他总是尽量找来看（如今李道�已经去世了；我们从他留下的遗物中；看到有满满一大橱书）。他从士兵做起；以海疆为家；立志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奋斗一辈子；理想和目标是要当个将军。　可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哪里知道；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头；李家人是不会受到重用的。

他参加了解放一江山的战役；战役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和战友们向一个山头冲锋；开始还算顺利；谁知敌人突然开始扫射；他还好；仅臂上负了点轻伤；而他前后左右的战友却倒下了一大片他拣了一块弹片和一只炮弹壳带回来；作为对战友和那场战役的永久的纪念。　后来长期担任舰上作战参谋；在东南沿海一带执行巡逻任务。在业务上他总是出类拔萃；对那些可疑的“渔船”总是保持高度的警惕；有一次他率先跳上了一条日本“渔船”；果真发现了问题；他们当即决定把该船拖回港。后来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那真的是一艘间谍船。　他曾荣获过三等功和四等功；多次受到表彰；但由于出身问题；长期未获提拔。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部队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他这个大卖国贼的后代；自然在第一个浪潮中就被冲刷了下来；被宣布复员回沪；到城建局的一个学校当行政干部。　就在这个时候；当年他那个“大哥”参加了“支左”工作组；偏偏在“支左”中又犯了生活错误；在隔离审查中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不惜“反戈一击”；大举揭发别人；其中就把李道�家里的宝剑作为“四旧”给揭发出来了。

这么一来；不仅李道�宝剑保不住了；他本人也因“窝藏四旧”而被下放到一家工厂去干杂活；劳动改造；早晨六点钟就要出门；晚上要写思想汇报；写检查；夜里十点钟才能踏进家门。他也会苦中作乐；把写检查和思想汇报当做练钢笔字；他说他还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字呢！如此这样一干就是三年；直到1975年才恢复工作；在城建工程学校担任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他虽因宝剑而落难；但还是时时想起那把宝剑；念它不知在什么地方。　奇怪的是老天爷竟长眼；老李家的宝剑在外逗留了几年后；突然有一天又回到了家里。那倒不是“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的；倒还真的是造反派给送回来的。造反派们说；经有关部门考证；这剑上没有李鸿章的名字；说明不是李鸿章的宝剑；你们大概搞错了。李道�一阵窃喜；忙不迭地说：“是的是的；是我们搞错了！是我们搞错了！”就此收下了宝剑。

李道�后因长期精神压抑；借酒浇愁；身体垮了；于2000年去世。　现在这把宝剑仍高挂在他的遗像边。　他生前与夫人邵玉桢女士约定；将来把骨灰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