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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除母服时，年已二十二岁，其父玉敦于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末，除其父兆仑服时，端生年已二十三岁矣。当时女子通常婚嫁之期，大抵不过二十岁，端生婚期实已嫌晚，而非更别有不得已之故，不宜再延。故端生适范某之年月，至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冬间，至迟亦不能在乾隆三十八年冬季以后也。若依当日社会风俗推论，要以乾隆三十八年玉敦除其父丧后，端生始适人，于礼法及情势为最妥便。识此之故，鄙意假定乾隆三十八年夏季至冬季的时间为端生适范某之年月，虽不能中亦不远矣。若端生于乾隆三十八年结婚，三十九年产一女，此后数年间复产一儿，则范某之案不能发生于三十九年以前，此前一时限定于乾隆三十九年之理由也。

今考清代史乘，乾隆三十九年后，四十七年前，共有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四年乙亥，四十五年庚子三次乡试，而四十五年恩科顺天乡试适发生科场舞弊案。此案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及九月凡有五次记载，（其第一次可参清会典事例三四一礼部五二页举整肃场规一乾隆四十五年论。）其文颇繁，兹仅节录其最有关者，并附论释于下。忆二十余年年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辑明清史料，见乾隆朝三法司档案甚多。当时未能详检，不知其中是否有与此案有关之文件。今此项档案芦沟桥事变后已不在原处，暂不能查阅。又故宫博物院清军机处奏钞上论档中复有关于此案之文件，据司其事者云：“此项材料南运未返。”则其与清高宗实录详略同异如何，亦无从比较也。

清实录高宗实录一一一三略云：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甲申又谕曰：刑部审讯乡场传递文字之眷录陈七等一案，将陈七拟绞监候，其代倩作弊之恒泰春泰范菼陶云鹤发往乌鲁木齐，不能禁约子弟之勒善陶淑交部严加议处等语。此案科场传递积弊闻之已久，但总未经发觉，姑未深究。今陈七等即经拿获，若不力为整顿，使之警戒，则舞弊营私，将何底止。此案陈七一犯，包揽得赃，藐法无忌，实为罪魁，问拟绞候，自属法无可贷。恒泰春泰着削去旗籍，与范菼陶云鹤一并发往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其勒善陶淑均即着革职，以为科场舞弊玩法者戒。

同书高宗实录一一一四略云：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丁亥谕：乡试为抡才大典，欲拔真才，先清弊窦。本年顺天乡试，经搜检王大臣奏，拿获怀挟传递及顶名代倩，不一而足。各犯已交部从重办理，用昭炯戒。顺天科场，特派王大臣等，于砖门龙门逐次严查，尚有此等弊窦。何况外省稽察搜查，断不能如京师之严密。该巡抚等职任监临，摘弊防奸，是其专责。乃历年披阅各该抚奏摺，惟今年富纲（寅恪案，清史稿二百八疆臣年表六各省巡抚表载乾隆四十五年富纲任福建巡抚。）奏称，先于场前访查积习，出示禁谕，并曾筑夹墙，另开更道，于抬运人夫，逐加搜检，印用号戳，并不假手吏胥等语。办理较属认真，此外则均以三场无弊一奏塞责，并未见有查出怀挟传递顶冒之事。岂作奸犯科者，惟顺天有之，而各省竟俱弊绝风清如此乎？实因各抚臣模棱市誉，不肯认真任怨耳。夫取怨于作奸犯科之人，亦何妨乎？嗣后各省巡抚，凡遇大比之期，必须实力稽察，慎密防闲，如有前项弊端，即当立进查获，严加究治，从重严办，务令闱中积弊肃清，士子怀刑自爱，庶足以甄别人材，振兴士习。将此通谕知之，并令于每科引此旨覆奏，着为例。

寅恪案，端生之婿范某是否即范菼，今虽难定。然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四十七年以前，三次乡试科场中，惟此次发生作弊之案。据高宗谕中“历年披阅各该抚奏摺”之语，则是至少此年之前数年，未有作弊案发生，更可推知。此案中之范菼乃由陈七口供牵累，既与陈文述所言者相合，又其罪为发往伊犁，亦与端生婿之事相符。今未发见明确之反证，不得不暂假定范菼即端生之婿范某也。综观高宗屡次御旨，知其意在严惩穷究，广肆株连，并通谕全国，凡遇科试之期，负监临之责者，须引此旨覆奏，永为定例。则此案性质严重，一至于是。当日陈氏亲友惴惴畏避，若恐被其牵累，遂不敢略一涉及端生者，非无因也。

复次，清代浙士人因长洲韩元少掇高科享盛名之故，往往喜用其名，以“菼”为名。“菼”既是单名，“范”亦非僻姓，则乾隆之时，江浙地域同称“范菼”者，当不止一人。今翻检当时史料，发现有一“范菼”者，其人乃陈兆仑交友范璨之子。（见紫竹山房诗集三书榜自注，同书八呈范侍郎奠文灿前辈即送归禾中二首自注及文集八湖北乡试录序又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六年辛酉条。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