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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回北京。

最初，司徒雷登与近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记者和传教士，被关在美国领事馆。但4周后，绝大多数人被释放，只有司徒先生与协和医院院长亨利·霍顿博士及财务主管鲍恩博士仍被继续关押。

司徒先生与协和医院的另外两位美国人一直被日本关押近4年之久。他后来告诉我，为了打发时间，他把自己能想起的汉语成语写出来翻译成英语，我现在还保存着那些已经发黄的纸。另一个打发时间的方式是猜字谜——这三位被关押的美国人当年也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他们获释后，《时代》周刊用这样一个标题描写他们的经历：一千五百个夜晚的字谜游戏。

其实就在司徒先生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不久，作为他的助手，父亲也被软禁在家里不许出门，还要时常被日本宪兵队叫去接受讯问。那时我们家还住在西四的砖塔胡同，是一个有三四进的大四合院，爷爷、奶奶还有叔叔都和我们住在一起，是一个大家庭。我那时在西什库的圣心小学上学，我们孩子还可以自由出入。但父亲被软禁后，家里的生活也变得很艰苦，能吃到窝头已经算不错了，我记得那时家里经常吃那种本来是喂牲口的、极难下咽的“混合面”。到美国后很多年，想起那段日子，我还忍不住问母亲：“那一段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1945年7月4日，已濒于溃败的日本方面终于允许父亲探望司徒先生，父亲也是被囚禁了3年多的司徒先生见到的第一个“外人”，此后，父亲一直探望司徒先生，直到1945年8月17日，被监禁了3年零8个月又10天的司徒先生重获自由。

9月16日，父亲陪同司徒雷登去重庆参加抗战胜利大会，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司徒先生，延安有许多他当年的学生。司徒先生笑着说，他了解。几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请父亲与司徒先生一起吃饭。司徒先生后来说，他当时没有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将在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国共和平谈判会议上经常同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先生”打交道。

也是在这一次由美国返回中国时，父亲劝司徒先生在南京停留时拜访一下他的老朋友蒋介石，司徒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结果也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在蒋氏夫妇的介绍下，司徒雷登见到了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半个月后——1946年7月，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离职的赫尔利。

那时司徒雷登已近70岁，对于大使任命，他提出两点要求：一、希望两年内完成大使任务后仍回燕京大学；二、出任大使必须要有傅泾波做助手。可见父亲对他的重要性，这个请求得到了马歇尔的特批，于是父亲以“私人顾问”的身份跟随司徒先生到了南京，而母亲和我们继续在北京生活。父亲不是美国公民，美国大使让一个中国公民担任他的秘书，这在当时也是够特殊的。

不愿告别的司徒雷登

很显然，美国政府希望能利用司徒雷登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与各政党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达到他们所期望的国共调停。*代表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也发表讲话，欢迎对司徒雷登的任命；当时的国内舆论对此也持乐观态度。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5）

的确，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身份，使司徒先生无论在哪一派政治势力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职、对他怀有敬意的燕大毕业生。国民党方面自不用提，共产党方面，比如重庆谈判开始就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龚澎（注：外交部前部长乔冠华的前妻），是1933年入校的燕大新闻系学生；还有后来担任过外交部长的黄华，是1932年入校的燕大经济系学生。

但是，单凭一个司徒雷登，已不能可扭转当时的大局。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使馆人员都撤到了广州，而一直被视为暗中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大使却一直坚持留在南京未走。之前，“*代总统”李宗仁派人请父亲去，让他劝司徒雷登赶快撤到广州去。但父亲与司徒雷登的想法是：一旦撤到广州，便彻底失去了与共产党接触的机会。于是，虽然使馆大部分人员都已撤往广州，但父亲与司徒先生还有几个年轻助手一起留在南京。

南京解放后，被派到那里主管外事局工作的是黄华。黄华原名叫王汝梅，是比较早加入共产党的燕京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