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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不通，绕山路又远，去上海只能坐船。每周去上海只有两班船，人很多，船票特别难买。在椒江码头整整排了一夜的队，才买到船票，毛清波和亲戚经过12个小时的海上漂荡，到达了上海。

第一次单独做生意的毛清波显得异常兴奋。他驮着从上海贩来的这批布料到周边的集市叫卖，与人讨价还价，分毫必争。“第一次做生意就挣了5000块钱，觉得自己都成富翁了。那时的5000块可比现在的50万还耐用呢！”毛清波说。

之后，毛清波又做了几次布料生意，积累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1988年，18岁的毛清波发现老家生意人多，地方又小，决定凭着自己做布料生意赚的几千块钱，去闯荡更大的城市，开拓更大的市场。

不顾家人的再三劝诫，毛清波毅然带着妻子来到了北京，成了“四无”（无户口、无朋友、无钱、无房）的外地人。初来乍到，没有进货渠道，毛清波只能批点塑料制品到西单等比较繁华或人流多的地方摆地摊。地摊商贩受到工商的管制，必须时刻做好“撒腿就跑”的准备。毛清波回忆说：“那时要学会和工商人员打游击战，好几次来不及，就只能放弃所有商品，空手跑了，在远处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商品被没收，心痛又没办法，几天的生意就白做了。”

摆地摊会招来麻烦，拎着大包小包挤公交也是一大难题。每次上公交，他都会听到埋怨声，都会遭到异样的眼神。

白天做老板，晚上睡硬板，住的房子又矮又小，北方的饮食又不习惯，面对如此困窘的环境，毛清波也没有放弃北京、也没有想回老家继续做木杆称的念头。每当遇到困难，他都会想起离家时的那股豪情和自信，咬咬牙，定定心。他相信：在北京的千难万难都会过去的。

当时，北京东钓鱼台形成了“温岭村”。该“村”的温岭商人都以经营塑料制品的生意为主。此时，毛清波也成了“村民”，从此放弃了风吹雨打、游击队式的地摊生意，开始了户内经营。一次，当他得知广东的进货价很便宜时，立即组织了几个要好的老乡来到了广东。进了货，可运输又成了难题。在计划经济时代，集装箱的托运都是有“计划”的。毛清波绞尽脑汁，想尽了一切办法求爷爷、告奶奶。几经波折，他终于把货物运到了北京。

从零售到批发，生意越做越大。到后来，他瞄准了服装行业的发展，及时从塑料制品行业转型，开始代理“天地人”和“金盾”的系列产品，把店铺从“村”里迁到了天意批发市场。

在天意批发市场，他如鱼得水，经营方式和理念发生了质的飞跃。要做就要在这行业做个名堂出来。“现在经商必须要走正道、傍名牌，才能够发大财。业务越做越大，也越来越好做了，也越来越要小心谨慎、越来越要看准方向了。”毛清波经常说。

2006年，毛清波与众对手竞争浪莎在北京的总代理权。经过几轮角逐，他终于拿到了北京的总代理权。代理费也一次付清，赢得了同行和厂家的高度赞赏。目前，毛清波是北京浙江温岭商会的副会长。他代理的浪莎北京区的年销售额已达到六、七千万，近期目标是要把“浪莎”开遍全北京城。

第六章　不以利小而不为　不以风险小而为之（4）

四 两千元起家的副会长

导读：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别人。做人做事不能只顾自己。

1985年3月，三十多岁的黄洪宽怀揣着仅有的两千块钱闯进了北京。

来北京五天后，黄洪宽在位于王府井的商场里租了一个小小的门脸，做起了服装生意。

小小的服装摊每月除开房租费、摊位费、生活费等必须开支的费用外，已所剩无几，微利得很。

炎炎烈日下、凛凛寒风中，他一趟又一趟肩扛手提在进货、运货；在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闹市上，他汗流浃背在招揽生意；简陋窄小的出租屋里，他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这都是黄洪宽初到北京时的生活写照。

六、七年风里来、雨里去，黄洪宽在东城区的生意人中，算是小有名气。他从最初的两千块积累到了几十万元，同百货大楼的业务也从原先的个人与公司的交易变成了公司与公司的来往。

北京南城的浙江村是浙江商人汇集的地方，当年的浙江村远不比东城繁华。凭着浙江商人、温州商人血脉相连的乡情以及对南城发展的判断，1993年，黄洪宽将自己的经营重点从东城转移到南城的浙江村，创建了北京爱丹帝皮服销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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