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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得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内心厚道。

到了卫生院，挂号什么的都免了，直接进了内科。院长出来了，检查。检查完毕后，院长脸色严峻，对苗得康说：“恐怕要送到县院去。”

一切就都变得严重起来。

乡里派了车，去县医院。

邓一群有点迷迷瞪瞪的，只好听他们安排。他想：情况可能的确很严重。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车子在路上开得摇摇晃晃，邓一群感觉自己这回可能要死了。他真的有点怕起来。再想想，死掉也好，省得出了问题，还落个笑柄给人家。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呢？前一阵子，也许自己顺过头了，而现在磨难来了。

这也许才是开始，他想。

现在，这条命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像自己的命运一样。他感觉自己像个木偶一样，听老苗的安排和指挥。到了县院，院方听到是省委扶贫工作组的，就派出了最好的医生，出来检查。

结果是严重胸膜炎并带有轻度结核。

邓一群听了，眼睛一黑。

邓一群在县院住了下来。

乡里安排好了一切，县里的领导也都赶来看望，并安慰他说，他们一定尽最大的力量治好他的病。院方的专家说：这病很一般，放在二十年前，这种病很可怕，到今天，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让他不必多虑。

老苗让他安心治病，乡里的工作不必去想了。治好病，就是最大的工作。问他有什么要求，比如是否转到城里去。邓一群摇摇头。他们哪里能够理解他呢？他是不必为自己的病而担心的，最让他担心的是怕龚长庚把他牵扯出来，那样他一切就都完了。如果一切都完了，那么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情绪特别地低沉，唯一能让他安慰的，就是乡里又多走了二十个姑娘。老苗听了，也很感慨，说邓一群真的把心交给沟墩乡了。

邓一群情绪低沉，他想回城，一方面可以得到照顾，另一方面可以确切地得到龚长庚问题的最新情况。他是否可以通过关系，问问情况呢？不！心里很快做了否定。那真是疯了。千万不能这样干。

他现在只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但他的那颗心放不下。他想给龚长庚的家里打一个电话，问问他的夫人，犹豫了好久，几次拿起手机，又几次轻轻放下。也许这还不叫无为而治，但静静地等等是他可能有的最好选择。打电话过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一切听之任之吧。夜里，他感到呼吸困难，睡不着，就给肖如玉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病了，突然生病。在知道他已经住进县里的医院后，肖如玉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说：“……那你要不回来？不回来也好，你安心治病，不要想那么多，龚长庚的事又不是你的事，还能让你去坐牢？最多不当你那处长就是了。”

邓一群关上手机，眼睛盯着天花板，听着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嗞嗞声响，头脑里一片空白。女人，真是什么也不懂。他怎么能好端端地不做处长呢？坐牢，他是够不上的，但他不能没有政治前途。没有了前途，那么他邓一群这么多年的努力干什么？她对他一定已经失望了，电话里的肖如玉也表现出对他的身体关心的样子，但却并不希望他回去。那么，这里面还谈得上什么关心和温情呢？他感觉，他们的夫妻之情就像纸一样地薄。

万念俱灰。邓一群是个很情绪化的人。龚长庚这一倒，他想他这一生也就完了。下面的厅长对他不可能再有所关照了。他越想越害怕，而他这种害怕能对谁说呢？连对肖如玉都不能说。

肖如玉根本不理解他，他想：要这样的一个女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她对他事业上再也没有一点的帮助。他恨不得丢掉她。离掉她，他有能力得到更好的。

邓一群这时生理上的病痛倒没让他感觉出什么，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

在县医院里，邓一群享受着特殊的照顾。那些人知道他是省里的干部，对他特别地客气。县里的那些领导每星期都会来，除了鲜花，还带了很多营养品。那些营养品堆在床头都快成了小山了。乡里的干部也都一一来探视。老苗照例是每星期都来，有时实在来不了就让别人带话。扶贫工作组的组员们也都来了。别人对他越是客气，邓一群越是心虚，他想：今天，他还没有出问题，大家对他还客气，明天，一旦龚长庚把他给他找小姐的事情说了，把他为他签报发票的事情说了，把他送红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