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赍文，欢迎我回省，我打算即刻回攻太原。因归绥是我们的副目标，最后目标是收复太原。我亦知攻绥不利，但不愿先告诸将，以防夜遭不测。”次早，我仍下令进攻归绥，前进五里后，停止待命。比及东行五里，我复下令转向南进，大家才知道是回攻太原。行抵晋北之神池，有一天主教外籍神父来欢迎我说：“共和了！共和了！”诸将士甚为兴奋。我对诸将士说：“共和虽已宣布，回太原尚须奋斗！不宣布共和我不悲观，宣布了共和我们反不敢乐观。更应整饬军纪，争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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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率军转战绥包　继转托克托

山西民军在刀什尔失利后，即转进托克托。

托克托也是归绥道口外十二厅之一，是个通判厅，最高行政长官为通判。它位于小黑河汇流黄河的入口处，是当时的水旱码头，商业繁盛，地方殷实。山西民军由包头东进时，绥远将军堃岫派了200名巡防队到托，地方上还有个百余人的冬防队，准备以此来防堵民军。

当山西民军进至托克托境内的祝乐沁时，通判包富荣十分惊慌，急忙召集绅商共谋对策。与同盟会接触过的一些知识分子阎懋、刘兆瑞、李永清等，以地方力量薄弱、无法抵抗为由，主张欢迎山西民军，以免地方遭受损失；冬防队队长吴英却坚决主张抗拒。包富荣自知力不能敌，乃顺应舆情，决定开门欢迎。他一面派人到祝乐沁村与山西民军联系，表示欢迎，并让托城和距城5里的商业重镇河口两地的“乡耆府”（相当民国时的商会）和地方士绅阎懋、刘兆瑞、李永清、吴英、石茂兰等安排欢迎和招待等事宜；一面让堃岫派来的巡防队撤回归化城，并将冬防队收枪解散。1912年1月28日（农历辛亥年十二月初十日），山西民军抵托城，包富荣和地方士绅出城迎接，托城和河口商号都悬白旗表示欢迎。

山西民军进驻托克托后，阎锡山于第二日出布告安民并令交出私有武器；接着开监释囚，将愿意当兵的囚犯编入敢死队，又招募一些赌博汉和流浪者当兵，补充军队；除支用税局、盐局和地方上的一些公款外，又向商号和富户借银8万两（后按年息8厘，以现金、公债券、保晋公司股票归还）；为官兵每人做了一套三面新的蓝布棉军衣。山西民军在托城住了半个月，纪律良好，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反对欢迎民军的吴英，暗中进行破坏。他诬告河口大户金福海私藏来复枪12支；又以供应民军为名，私自开条向商号借款，以破坏民军声誉；还向堃岫报告民军动态，并请派兵消灭民军。他是当地一名武术家，交游很广，教了许多徒弟，很有势力，霸占水源田产，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山西民军澄清其确系破坏后，遂将吴英逮捕，游街之后，召开大会宣布罪状，并在河口十字街头枭首示众。

据张树帜日记载：

十三日（公历2月2日）

阎都督以托城既得，筹划进攻归化之策。适有赵熙成奉清抚李盛铎及谘议局公信，仍请都督停战，克日旋省。是时都督与赵戴文、杨沛霖等俱持南旋主意，惟总司令官孔庚、参谋李黾，以王家驹阵亡，若不歼灭归化满虏，无以对死者。兵站司令官张树帜亦主进攻归化，组织军政府，为民军根据地。数日间，意见分歧，南旋与否，未能解决。嗣后张树帜以军士皆动归思，无有斗志，亦劝孔庚改北伐而南旋。孔庚勉于众意，然为王家驹复仇之心，终不能忘。

时南北议和接近结束，驻军于托克托的阎锡山得此消息，又接到前咨议局副议长杜上化等人邀他回省的信，遂否决孔庚为报王家驹阵亡之仇准备东取归绥的意见，决计南归，乃通电报告山西局势变化及南归决策。其电文曰：

上海临时政府代表、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咨议局、北伐联军总司令代表、民意报公鉴：锡山督师无状，兵败娘关，放弃太原，罪尤万死。敢将致败原因及败后情形，并遵电派遣国民会议代表，先行布告。忆自十月初九日，南军停战，清兵即连日遣使来晋议和。其时清兵精锐既逼东南，北巡防旗兵又皆负固不服，节节进占，岌岌可危。窃计与其三面受敌，兵单力弱，不如暂从和议，廓清内乱，然后联合南军，徐图进攻。不意清兵明讲和议，暗事进攻，此致败之一因也。迨仓促接战，敌炮猛烈，前线之兵，半系新练，且以寡敌众，力遂不支；而总司令姚以价遽撤预备队，为〔与〕该司令部人员弹药粮食等项，乘车遁回太原，自弃藩篱。敌又进攻不已，此又致败之一因也。锡山见此情状，无可如何，一面分遣何参谋绪甫，率领奇兵五百，绕道逆袭，以图截敌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