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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称“井田制”为“历史上之至宝”，“是古代土地公有的合理制度”。“是兵农合一，劳享合一，收负合一多方面的公道完整制度”。阎锡山还说他一生有三恨：一是尧舜传贤未定为制度；二是井田制废坏；三是国家许有利息制。这进一步说明阎锡山对井田制的热恋。他又说：“土地私有开展后，井田制就不存在，而且也不能恢复，但在私有制度不能适应新的时代，不能适应抗战和革命的时候，划时代的井田制度无剥削的具体企图，劳享合一，收负合一的公道完善的制度，必然要产生，这就是现代的革命的兵农合一。故也可以说，今天的兵农合一，就是现代的‘井田制’。”“所以兵农合一是历史上的原始的公道制度；在现在，则又成为更进步更新的革命制度，今天兵农合一，即历史上公道制度的发扬，同时也是现代革命制度的创造，是历史和向前进的产物。”　这一切十分清楚地说明，阎锡山的兵农合一的思想是根植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和封建社会的“府兵制”。　。。

二、巩固统治（8）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重新控制了同蒲路中段及正太路沿线地区。在这些地区阎加紧推行“兵农合一”制度，用以扩充军队和收集粮食。先是派他的兵农会议办公室主任薄毓相和民政厅长严延飏，带领新派县长20余人和干部多人，到汾河西岸的三给、摄乐、圪缭沟等村进行“试验”。随后即抽调大批人马，组织了25个“解救团”，到太原、徐沟、晋源、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清源、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平定、寿阳、盂县、阳曲、忻县、崞县、代县、繁峙、定襄、五台、宁武等县市推行“兵农合一”。同时，阎锡山还电令大同、临汾、运城分头进行。

“解救团”到各县，先搞“示范村”，然后普遍开展。阎锡山在“解救工作要领”中规定其目标是：“村村解救，家家安生，建立兵农基础的人心政权。”　途径是：“军事扫荡，军事掩护，建立区据点，进行村活动，河塌式的一村一村的，施行兵农合一政治。”“区组政军一元化的武装解救队是推行兵农合一的工具。”　具体工作步骤是：一、解救干部下乡前准备先训练好干部和调查村中的好人坏人，坏人扣押若干，好人推崇若干。二、到村召开民众大会，先“说明人民八年来抗战的痛苦”，“表示与人民的同情心”，然后说明解救的目的，是“解救人民痛苦”，“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三、进行家访。四、征询人民对兵农合一的意见，在征询中分别反对者、同情者及迫切要求实行者。五、由家访中，选拔出领导民众的领袖，个别约谈。六、切实有把握，过半数以上同情时，开民众大会通过。七、大会通过后，即宣布实行。其实行程序又有四十多项，如建立机构分职分工；武装警戒，动员闾长、邻长，划定村界；通过家访，选拔“兵农斗士”，查丁；召开动员大会，编组抽常备兵，训练自卫队；选举评议员，分地类，别地种，种内分地段初估产量，登记地亩粮银，估评产量评定等级，均粮石，划分大份地，检验大份地；召开国民兵座谈会，通过大份地当场抽签，划分小份地合谋领种；编耕作小组，授地典礼；调整闾、邻长，国民兵选举村长、村副及农官；还有训练闾、邻长，交付接管工作；常备兵入营，组织管交国民兵，国民必修教育，组织村合作社，筹办村合作工厂等等。

阎锡山说，他是“教人民做，不替人民做，不任人民做”，即“不包办，不放任自流，引导人民来做”。实际上“兵农合一”完全是在军事武装强制之下推行起来的。从1946年1月到6月半年时间内，通过“编组”手续，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各县共抽出常备兵2万多人，国民兵10万以上。秋季以后，因为阎锡山急于扩大*武装，就不再按他所规定的“编组”手续抽常备军，而命令各县“国民兵团”直接抓壮丁送部队。另外，阎锡山还临时派所谓“慰问组”，用诱骗胁迫手段，借开会为名，把壮丁集合起来带走，甚至夜间到村搜捕壮丁；在抓兵同时，还用“绑票”手段勒索农民支出大宗粮食。他让每一兵农互助小组再出一人叫“预备役”，把他们送进部队，然后又向“预备役”提出“愿意出粮五石的，可以回家”，“预备役”为了赎身，不惜借贷、变卖，凑交粮食。结果一些农民被迫自杀，许多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四处逃亡，弄得有家难归，田园荒芜，荆棘丛生。据当时榆次县政府统计，新解放区各村荒地面积达耕地面积的15％到50％。又据调查，平原县推行“兵农合一”彻底的闾良庄，全村210户，土地61顷，被拉去当兵的青年61人，荒了或半荒的土地占1/2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