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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资金问题呢？发行晋钞吧，第3次晋钞刚刚回笼完毕，再发恐无信用，而且国民党中央明令禁止发行地方纸币。想来想去，阎锡山豁然想到自己曾提出的“物产证券”，于是决定由合作社发行“合作券”——“产物的收条”。

起初，阎锡山计划由随部经济管理社，用合作券的名称，立一折子，不印票子，交产品买货，一律记入折子。但是，因立摺存帐太繁琐，遂决定由随部经济管理社印发合作券。

合作券虽不是货币，但是一种有价证券。为保证印刷精美，防止伪造，阎锡山又决定由其印票机构——晋兴出版社统一印制。票面分1元、5元、10元3种，并印有县名。然后，由山西省经济管理局合作事业管理处发行。

阎锡山为避免国民党中央的责难，以示合作券与货币有所区别，特规定了合作券的五条原则：（一）以一县为流通范围，一出县境，即不能流通，县与县间使用汇兑办法；（二）合作券是产物的收条，把“发行”叫做“开付”；（三）不使用金融机构发行，而用商业机构——合作供销社开付；（四）按各县生产情形及交易总额决定应印数量，决不多印；（五）不印辅币，由各收合作社自印5角、2角5分、1角三种“找零凭条”。

阎锡山认为，合作券的开付，有一举多得的好处：一则可以鼓励生产，二则可以便利消费；三则可以补救货币上筹码的不足。

为了保证合作券的顺利发放，阎锡山还颁布了《山西省各县经济合作社联合社开付合作券办法》。规定合作券仅限于在原开付之合联社所属县境内购买物品；持券人如果向它县购买物品，或在它处有需用，得请求付合作券之合联社为之汇兑；合作券以日工为计算标准，每一日工折合作券为10元；合作券接受产物，须依据评定之价格，开付合作券；合作社必须收若干物，付若干券，不得将合作券移作另项开支等等。

一、“克难”求存（8）

根据上述办法，山西省经济管理局合作事业管理处，将合作券分发给各县合作社，然后通过接收产物向外开付，各县的粮食调节处，用合作券（记帐拨付）收购人民的粮食。而人民则用合作券到合作社购买所需的生活用品。

因此，阎锡山自豪地说：“我新经济的灵魂，是扩大生产；而接收产物唯一的武器是合作券，可以说合作券是新经济制度的中心”。合作券不仅“可以鼓励人民无限制的发展生产”，而且由于“合作券是接收产物的收条，收一物，发一券，券物相等，不会贬值落价”。因为，合作券不受市场价格的影响，收物付券，收若干物，付若干券，产物的价值不变，合作券的价值也不变。所以，付出的合作券越多，接收的产物就越多，产物越多，国民经济就越繁荣，人民的生活也就越富裕。合作券在阎锡山眼里仿佛成了救世良方。

那么，开付合作券的结果如何？广大晋西人民的生活是否因之而有所改善呢？事实却与阎锡山所想象的大相径庭。

合作券的发行，既没有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未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阎锡山让山西省经济管理局粮食调节处，用合作券向农民购买粮食，而且规定每石小麦15元，固定不变。当时合作券与法币之比为1∶2，即每石小麦为法币30元。可是，小麦涨价至每石法币40、50、60元时，而合作券价仍为15元。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用同等价值的粮食买不到相应的货物，农民不再将粮食交付合作社。后由于商品供给紧张，物价飞涨，粮食调节处才将粮价调整为，每石小麦合作券250元，不久，每石小麦涨价至法币4000元，但收购价仍为合作券250元。据统计，从1943年初至1945年7月，阎锡山共发行合作券700余万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购粮，共购得3万多石粮食。仅此一项，农民损失约法币5000万元以上。

合作券在开付过程中，也遇到诸多问题。首先，合作券的本位不确定，势必引起定物价的混乱。阎锡山虽说合作券不是货币，只是产物的收条，但是，如何通过产物来定合作券的价格呢？阎锡山最初要用“虚本位”，确定合作券价格。不久改用“粮本位”，以粮价作比，把粮价固定下来，以稳定合作券的价格。但是，粮食价格因受市场、季节等影响，根本无法固定，合作券价格自然难以稳定。最后，他又实行“工本位”，即以生产一石小麦所需18个工，每工定为合作券10元。

阎锡山以粮、工等作为合作券的本位，认为粮价不变，工价不变，物价即不变，合作券价就可以长久稳定下来。实际上，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