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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礼愣了一下，问道：“怎么？张使君也曾担任过彭城相？”

“嗯，就在曹操第一次入侵徐州之后。”

薛礼惊讶的道：“这实在是太巧了，我正是在曹操入侵徐州前半个月离开彭城的。”

“我接掌彭城相时，曾经听小吏提及过薛大人。说薛大人不知道因何原因，是突然离开了彭城……如果当初薛大人没有离开彭城，我们说不定还会见上一见呢。”

薛礼道：“过去的事情，都别提了，总之一言难尽。我之所以会离开彭城，也是被陶使君所逼迫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一走了之。”

“被陶使君所逼？”张彦好奇的问道。

薛礼一提起这件事，就气不打一处出，于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给了张彦听。

说起来。薛礼与陶谦之间并无什么矛盾，归根到底。还是汉朝州刺史与郡国之间的权力之争所造成的。

汉朝把全国分成十三个监察区，即一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十二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一人，地位极为显赫，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各置刺史一人，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

而刺史的职权，也有明确的规定，即“奉诏六条察州”，那六条是：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即限制地方大族兼并土地，反对其横行乡里。二、“二千石不奉诏，遵旧典，倍公问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的以权谋私的不法行为。三、“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历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祆实讹言。”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执法不公平。

四、“二千石选署不平，阿附所爱，敝贤宠玩”，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在察举士人时偏向亲己。五、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任所监”，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子弟不法。六，“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和地方大族相互勾结。对刺史的职权作出明文规定，既可以为刺史行使权力提供依据，又可以防止刺史滥用职权干扰地方的正常行政事务。

最初，刺史的权力只限于这些，但随着以后日益的发展，到了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刺史开始有固定的治所，奏事可遣计吏代行，不复自往，而且就连俸禄也提高了许多，不仅如此，朝廷还经常派刺史领兵作战，刺史奏闻之事更不必经过三公委派掾吏按验，太守、国相、县令都对其颇为忌惮，甚至有因畏刺史而解印弃官之事。

到了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刘焉谓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权轻，遂改部分资深刺史为牧，刺使实际已为一州军政的长吏、太守的上级，州郡两级制随之形成。

薛礼当彭城相时，陶谦也只是个州刺史，薛礼想要在彭城干什么事情，按照道理来说，不必想陶谦禀告，可自行做主，因为陶谦并非他的上司。可陶谦却非要横插一杠子，事事进行干预，薛礼对陶谦的这种行为极度不满，便上疏朝廷，弹劾陶谦。

可是，陶谦早就在薛礼身边安插了眼线，得知这一情况后，陶谦便让人把薛礼给关了起来。

薛礼身为国相，身边都是陶谦的人，连他的行动都受到了限制，在极度郁闷中，薛礼最终决定辞官不做。但薛礼又害怕遭到陶谦的迫害，于是举家迁徙到了扬州的秣陵。后来，刘繇到了扬州，听闻薛礼的大名，便聘为了别驾。

起初，薛礼并不愿意出仕，但刘繇礼贤下士，数次光顾，薛礼碍于面子，这才肯答应出仕，担任别驾一职。

薛礼出任别驾之后，用自己之前的亲身经历向刘繇建议，一定不要对治下各郡干预太多，否则会适得其反。

刘繇恰恰听了薛礼的建议，所以除了他所在丹阳一郡之外，其余各郡都他都阳奉阴违，以至于扬州政令不通，各郡互相为政。

不过，在刘繇治理的丹阳郡里，百姓都安居乐业，他也深受百姓的爱戴，但他身为刺史，不干预其他各郡之事的行为，却让吴越一带的贤才反认为是无能的表现，于是，吴越之地，济济人才，都思得明主而不能。

张彦与薛礼一番谈话之后，也算是一见如故，毕竟薛礼是彭城人，而张彦也是彭城人，两个人是老乡，自然有一种别样的乡情在心头。

对于张彦而言，薛礼这个人是有才干的，但是太过于迂腐，只遵守礼仪，却不懂得变通，虽然可用，也只能做个县令、太守之类的官职。

薛礼这次来到岸边，其实是奉命前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