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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台北市延平北路的“第一剧场”看一次电影。
我虽然已经被父母警告过了,可是还是不甘心,加上那时候铅笔盒底下一直放
著拾块钱━━足够用了。就想,反正又不跟男生去靠,更不拉手,看场电影了此心
愿,回家即使被发现了受罚,也只有受下来算了。
那时候,坐公共汽车好像是三毛钱一张票,电影要六块。
我们七个人都有那些钱。也不知,女生看电影,在当时的社会是可以由男生付
帐的。
很紧张的去了,去了六个,王美娟好像没有参加,反正是六个人。也没有出过
远门,坐公车不比走路上学,好紧张的。我们没有花衣服,一律穿制服━━白衣黑
裙。
延平北路那家“荣安银楼”老店旁的电线杆下,就聚著那群男生。我们怯怯的
还没有走到他们面前,他们看见我们来了,马上朝“第一剧场”的方向走去。男生
走,我们在好远的后面跟。等到窗口买票时,男生不好意思向售票小姐讲∶后面来
的女生最好给划同一排的票。他们买了票,看了我们几眼,就进去了。我们也买了
票,进去坐下,才发现男生一排坐在单号左边,我们一排在双号右边好几排之后。
那场电影也不知道在演些什么。起码心里一直乱跳,不知散场以后,我们和男生之
间的情节会有什么发展。
散场了,身上还有三块多钱。这回是女生走在前面,去圆环吃一碗仙草冰,男
生没有吃,站得远远的,也在一根电线杆下等。后来,公车来了,同学都住一区的
,坐同样的车回家,也是前后车厢分坐,没有讲话。
下车,我们又互看了一次,眼光交错的在一群人里找自己的对象。那一场拚了
命去赴的约会,就在男生和男生喊再见,女生跟女生挥手的黄昏里,这么样过去了
。
一生的爱
那时候,或说一直到现在,我仍是那种拿起笔来一张桌子只会画出三只脚,另
外,一只无论如何不知要将它搁在哪里才好的人。如果画人物或鸟兽,也最好是画
侧面的,而且命令他们一律面向左看。向右看就不会画了。
小学的时候,美术老师总是拿方形、圆锥形的石膏放在讲台上,叫我们画。一
定要画得“像”,才能拿高分。我是画不像的那种学生,很自卑,也被认为没有艺
术的天分。而艺术却是我内心极为渴慕的一种信仰,无论戏剧、音乐或舞蹈,其实
都是爱的。
就因为美术课画什么就不像什么,使我的成绩,在这一门课上跟数学差不多。
美术老师又凶又严肃,总是罚画得不好的同学给他去打扫房间。那一年,我是一个
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放学了,就算不做值日的那一排要整理教室,也是常常低著头
,吃力的提著半桶水━━给老师洗地去啦!因为画不像东西。
美术课是一种痛苦,就如“鸡兔同笼”那种算术题目一样。我老是在心里恨,
恨为什么偏要把鸡和兔子放在一个笼子里叫人算他们的脚。如果分开来关,不是没
有这种演算的麻烦了吗?而美术,又为什么偏要逼人画得一模一样才会不受罚?如
果老师要求的就是这样,又为什么不用照相机去拍下来呢?当然,这只是我心里的
怨恨,对于什么才是美,那位老师没有讲过,他只讲“术”。不能达到技术标准的
小孩,就被讥笑为不懂美和术。我的小学美术老师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这,是现
在才敢说给他的认识。
本来,我的想象力是十分丰富的,在美术课上次次被扼杀,才转向作文上去发
展了━━用文字和故事,写出一张一张画面来。这一项,在班上是拿手的,总也上
壁报。
说起一生对于美术的爱,其实仍然萌芽在小学。
那时候,每到九月中旬,便会有南部的军队北上来台北,等待十月十日必然的
阅兵典礼。军人太多,一时没有地方住,便借用了小学的部分教室做为临时的居所
。兵来,我们做小孩的最欢迎,因为平淡的生活里,突然有了不同的颜色加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