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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帅府后，张作霖已奄奄一息，他喃喃说道：“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叫小六子赶快回沈阳。”说完就绝气身亡。

张学良正在保定前线指挥战事，得知父亲惨死的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万箭穿心，他紧急将军队撤至滦河一带，进行战略收缩，将必要的军务处理完毕后，化装成士兵模样，搭乘军车回到沈阳。

在父亲的灵堂前，张学良长跪不起，声泪俱下地发誓：“爹，小六子回来了，您安息吧，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此生不为您报仇，我誓不罢休。”

6月20日，张学良宣布正式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全权处理东北地区军政事务。此时，蒋介石军队已占领北京、天津地区，并进至冀东滦河，与奉军隔河对峙。由于新疆督军杨增新宣布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全国领土只剩下东三省不在青天白日旗之下，因此，蒋介石便加紧策动张学良及早换旗，归顺南京。

日本炸死张作霖后，企图乘机占领东北的阴谋并没得逞，但仍不肯放弃分裂满蒙的方针。因此，日本方面坚决反对东北“易帜”，采用威胁、利诱相结合的手段，逼迫张学良充当其控制下的东北王，以达到日本独占的目的。

在险象环生的复杂局面下，张学良临危受命，沉着应对，他清醒地认识到，御外侮，报父仇，必须靠全国的力量，全力对外。面对日本人的挑衅与阻拦，张学良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并鼓励东三省人民发起统一行动，与日本相抗衡。他还设法与英、美等国接触，争取国际同情。在内部，张学良开展了一系列整肃行政、屯垦裁军的工作，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为易帜作准备。

少帅张学良（2）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见时机成熟，毅然发出通电，正式昭告天下：“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于是，悬挂了十几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五色旗降落，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在全东北升了起来。东北易帜后，奉天省改为辽宁省，省会奉天改为沈阳市，张学良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割东北的阴谋，维护了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是张学良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一大贡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1933年侵占了热河省，1935年又发动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于1935年9月，让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率10万东北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然而不到3个月的时间，张学良军队就损失近3个师的兵力，使张学良及东北军官兵受到极大震动。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下，张学良同中共多次联系，并达成协议，停止敌对行动，联合抗日。

1936年10月21日，蒋介石来西安布置“剿共”，对张学良作战不力多有抱怨，张学良乘机慷慨陈辞，要求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尽早结束同胞间的这种相互厮杀，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蒋介石一听大为震怒，骂张学良“中了共产党的骗术”，并宣称：“剿尽###之前，决不轻言抗日。”

受了蒋介石斥责后，张学良并不泄气，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举行50大寿庆典，张学良乘蒋高兴时，再度进谏，要蒋领导抗日，并质问蒋：“共产党与日寇，究竟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蒋介石一听，当即变脸，呵斥张学良“一派胡言”，并拂袖而去。

心情苦闷的张学良还不甘心，回到西安后，于11月下旬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请缨抗敌书》，蒋介石回他六个字：“时机尚未成熟。”张学良仍不死心，于12月3日亲自驾机到洛阳，向蒋介石面陈抗日愿望，两人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张学良气愤地说：“你要是不改变主意，坚持内战，我们东北军没法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

“好啊，”蒋介石冷冷答道：“我明天就去西安，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一套宣传。”

12月4日，蒋介石来到西安，立即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全力进攻陕甘苏区；二是调驻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张学良、杨虎城不能接受这两个方案，他们下定决心，一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通过秘密研究后，第一步“苦谏”，求蒋抗日，如苦谏不成则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