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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汉堡一所中学的校长，太太去世了，想找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女子携手人生。年龄当然已经不小了，但财产也颇为可观。先不说校长的年薪——千万不要同中国的校长比——就说校长在汉堡的豪宅——一座三层的大HOUSE，就值几百万马克。汪虹已经和校长通了几次电话，校长十分满意，当即寄来了邀请书和经济担保，请汪虹在12月份去德国见面，共渡圣诞和新年。我提醒她一定要准确地找到校长的家，不要重蹈在荷兰的覆辙。她笑着说这回保证万无一失，因为我不但有他家的详细地址，而且——她笑不可支——我大姑也害怕我再闹荷兰那样的笑话，决定亲自押运我到汉堡。

我放心了。我对汪虹说，那你就站好最后一班岗吧。汪虹说那没问题，只是这最后一班岗怎么改到妓院里站了？我严肃地批评她，战士还能自己挑选在哪儿站岗吗？少奇同志当年和时传祥说的话忘记啦？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在为人民服务。领导同志去嫖妓，你去做翻译，也只是分工不同。

汪虹笑了，说你就贫吧。

忙里偷闲，瓦哈洛虹去德国驻捷克大使馆签证。校长的邀请书和经济担保真管用，二话不说就给签了。两人定好了启程的日子，三天后乘火车去汉堡。

晚上，我和汪虹陪副总经理二人从夜总会回来。人困马乏，赶紧休息。凌晨四点，我们又前往距布拉格有一百公里的一座小城考察市场。去的路上那位翻译就闹着要开车，我说天太黑，而且有小雨，等回来时再说吧。

到了小城已经天亮，市场刚刚开。副总经理看了看商品价格和销售情况，又在小城四处转了转，见远没有脱衣舞有意思，便说回吧。

上了车，翻译又说要开。我说等等，等我上了欧洲四号公路你再开。不多久上了四号公路，我停下车，说你开吧。

翻译喜滋滋地坐在驾驶座上，汪虹说你行吗？他骄傲地一笑，说有本儿。我也真困了，便仰在后座上打盹儿。

也就十分八分吧，听得汪虹尖叫：“呀！呀！你往哪儿开！”睁眼一看，汽车正向路边的一棵树冲去。也就是一瞬间的工夫，汽车撞到树上又翻进沟里。我眼一黑，登时昏了过去。

真得感谢捷克完善的医疗救治系统，我们在第一时间被救护车送往最近的医院，而医院在救护车未到之前已经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救护车一到，我们就被抬到各个处置室，进行详细的检查和抢救。

四个人中汪虹的伤最重：第七颈椎骨裂；副总经理其次，双耳根被深度撕裂，手臂骨折，并疑为颅内出血；我排第三，胳膊吊起来了，前额的皮撕开遮住了眼睛，缝了十几针。

肇事的翻译没受一点伤。

捷克科学院的一位院士亲自为汪虹主刀，从她身上取下一块骨头，劈成片儿，塞进裂开的颈椎里，再用不锈钢钉固定。

在她住院期间，副总经理带着翻译逃之夭夭。

她不可能去汉堡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后，戴着坚硬的塑料颈套，步履维艰地经赫尔辛基回国。

神采飘逸，精力十足的瓦哈洛娃天天早出晚归。我曾认为是喜欢安静的吴和嫌她在家闹得慌，因此天一亮就请她出门，不到晚上不许回来。我确实在中午的麦当劳看见过她，一个人飞快地吃着炸薯条和汉堡包。我对汪虹说，你大姑就像一只玩具狗，每天早晨你大姑夫拧紧发条往门外一放，她就自己玩儿去了。等晚上回来，发条早没劲儿了，安安生生睡觉。汪虹说你这是污蔑。

中秋节的晚上，瓦哈洛娃给我打电话，说要到我这里来玩儿，还说有月饼送给我。我知道她又想疯一夜，捷克人喜欢安静，我这儿是一独立的大HOUSE，扰不着四邻。我说你来吧。

她来了，带了一包月饼和两个中国朋友。我也懒得听她介绍，就切月饼吃。汪虹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又找了几袋花生米、杏仁之类的东西下酒。

几杯过后，瓦哈洛娃说咱们唱歌儿吧？大家都响应，说你先唱你先唱。瓦哈洛娃也不推辞，清清嗓子便唱了起来——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月亮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半夜了，我没精神陪她，便自己去睡觉了。可怎么能睡得着？瓦哈洛娃把50年代的流行歌曲几乎挨个儿唱了一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