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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好吧好吧，看一眼。

他高兴了，带我们走进脏乱不堪的厨房，揭开一个锅盖骄傲地说：“看吧，怎么样？”

我先闻到一种怪味儿，再一看，哪里有什么红豆沙，是绿糊糊的一片。

汪虹比我先看明白了，说：“呀！呀！小刘，你的红豆沙长绿毛了！真恶心，快倒了吧！”

神经刘低头一看，又用手扒拉扒拉，说：“咦，真的耶！天太热了。不过没关系，把绿毛刮掉就好了。”说着便伸手去刮，连手也不洗。

汪虹认真，吃惊地说：“你还要吃吗？会吃死人的！”

神经刘一边刮绿毛一边说：“哪有的事，侯玉花最爱吃了。”

他们的同居在布拉格堪称典范，所有费用——房租、汽油、手纸、三餐，两人分担；自然，练摊儿的利润也是两人平分。谁也别吃亏，谁也别占便宜。有一年侯玉花回国上了一柜健美裤，回布拉格后她对我说，神经刘把他自己在布拉格这两个月的费用加大了。

“孙子，不老实。”侯玉花说。

我说那你怎么办？

她说：“我每条健美裤加十个克郎，看谁能治了谁。”

如今，在捷克的中国人已经不多了，但还能看见侯玉花和神经刘开着装满了货，顶上绑着练摊儿用的铁架子的破车，在布拉格附近的公路上飞驰。

黄文玉以旅游者的身份获得了美国签证，是老申帮她签的。如今她黑在西海岸一个中国人的农场里。许多原先在捷克的上海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陆续获得了美国签证，他们逐渐聚在一起。我相信，杀人越货的事件很快就会发生。

老申回到了中国，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收入，靠老婆养着。烟瘾依然很大，说话依然啰嗦，他经常给左邻右舍讲述欧洲故事，害得大家纷纷要凑钱跟他出去跑单帮。直到给老婆痛骂了一回，并威胁要停掉他的伙食费，他才不敢再乱讲了。只是眼睛经常直勾勾地望着白云深处，心中思念着那位上海丑姑娘。

唐静姝带着己呈老态的西门大官人也离开了布拉格。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但她没有回国。

西门大官人也没有回国，他太太曾向我打听他的下落，我只能把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情形告诉她。

我在巴黎又遇到了卢曦，确切地说是又感到了卢曦，或者说是卢曦遇到了我。我和朋友来巴黎游玩，晚上在十三区一家中餐馆里吃饭。菜挺地道，餐馆装修得也满有品味。吃饭的时候，我看见几个人从包厢里出来，其中有一位个子高高身材窈窕的中国女子，穿着一袭紫红色金丝绒旗袍，肩上披一件华贵的土耳其大披肩，环佩叮咚的走在前面。她缓缓地向这边瞥了一眼，然后走到门口。

门童恭敬地为她开门。

她俯在门童耳边说了几句话，只见门童不住地点头。

看不见脸，但那身材似乎有点熟。

吃罢饭结账时，领班客气地说有人已经为我们结过了。

我吃了一惊，在巴黎我没有到这份儿的朋友呀？便问：“是不是搞错了？谁替我结的？”

领班笑着说：“没有错，是Helen小姐为先生结的。”

我更懵了，“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

领班为我的无知而惊讶，“先生您怎么会不知道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她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经营着好几家餐馆和旅馆，我们这家餐馆也有她的股份。”

“但是她为什么要给我买单呢？”我问。

领班耸耸肩，一副欧洲人的样子。

我心里忽然一动，问领班：“是不是刚才走出去的那位穿旗袍的小姐？”

“对呀。”

“江苏人？”

“对呀。”

我笑了。

朋友问是什么人？

“一个多年以前的朋友。”我淡淡地说。

辛佩瑶真的带着妈妈和纳纳去了科特迪瓦。她们没有去首都，而是去了非洲著名的旅游城市阿比让。

那天，我正在去德累斯顿的路上，接到了她从遥远的西非打来的电话。我把车停下，专心听她讲话。她告诉我她们三口儿一切都好，科特迪瓦人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没有一点点歧视，心情舒畅极了。这里生活指数很低，她们租了一个大HOUSE，每个月才200美金。还雇了一个黑女人做佣人，能干得要命，什么都替你做，一天到晚不闲着，每个月才5美金。唯一不便的是语言，这里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法语是官方语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