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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怒非同小可，回到寓所，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的！”同寓的人大笑不止，问我缘故。我说：坐汽车的人大约分四类。第一类是武人。这是不消说了，武人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杀人放火过的。第二类是官僚。官僚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收贿过的。照袁世凯的钦定法律，受贿五百元以上，便要枪决，凡配坐汽车的官僚，当然没有不受过五百元贿赂的，若不宣布死刑，“洪宪皇帝在天之灵”断难瞑目了。第三类是商人。商人的钱，是工人的血汗；富商的钱，是伙计们的血汗。工人伙计们不能穿洁净衣服，没有勤勤洗澡的钱，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他却酒食快乐，嫖赌纳妾，这才有汽车。一国内的富力，本是有一定的。他们富了，自有别人穷；他们快活坐汽车，自有别人投河跳井。这少数人的汽车，就是多数人没饭吃的代替品，就是违背“均无贫”一种道理的征验，所以他们该枪决了。第四是纨子弟。这种人不劳而食，不织而衣。让社会养他的生命，却不酬报，已经是罪过了；更为着他一人的“过食”，使得许多人没有食，他一人的“过衣”，使得许多人没有衣；更为着他这“骄侈淫佚”，许多*他这“骄侈淫佚”的制度，在社会里存着，仿佛是当然的。总而言之，这四种人自己都不能生产，反而妨害别人的生产。社会为着有他，减了许多力量，造了许多阶级，作了许多罪恶。他们所有的，就实在的道理看来，都是劫掠得来。强盗的罪恶，人都晓得，这种人的罪恶，大于强盗几十倍，却有不合理的法律保障他，真是天地间至不平的事啊！

过了一天，回想这一段议论，真个有点疯气。天地间事是这样容易说的吗？社会上的问题是用这法子解决的吗？

又一转念，疯话诚然是疯话了；但是因其是疯话，更觉不错。仔细揣想几回，其中也有极可自信的道理。汽车的可恨，是因为坐汽车的是富人；富人的可恨，是因为有了少数富人便有多数穷人。所以汽车可以说是阶级的表现，社会不平均的影子，一人快乐在几万骷髅上的画图，现代物质文明无意味的暗示。若是紧握着这片感情，仔细地会悟去，对于现在的社会，可以得个深切的观念，归纳出个改造的基本原理。就是许行托尔斯泰诸位先知的社会政治理想，也不过受这样的一点感动“扩而充之”罢了，——然则疯话真个可爱了。

寻常人说上几句疯话，便觉可爱，若是纯粹疯子，可爱的很，更不消说了。在现在社会里求“超人”，只有疯子当得起。疯子的思想，总比我们超过一层，疯子的感情，总比我们来得真挚，疯子的行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疯子对于社会有一个透彻的见解，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的觉悟，因而行事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拘束。我们精神健全——其实是精神停顿——的人，只知道社会的形式，不知道社会的内心，只知道人生的形迹，不知道人生的意味。看见精神异常——其实是精神发扬——的人，便以为疯癫。这真恰恰像我们的祖先看见不曾见过的蓝眼黄发“人”，大叫以为“鬼子！鬼子！”我再举两个例：我们这“人”，非特不讲“人道主义”，并且不讲“狗道主义”。请看北京野狗的多，恰和乞丐的多相等。一旦狗有觉悟了，知道人并不以“狗道主义”回答它这忠爱了，顿时逢人狂咬，实行“暗杀”的手段，人不特不以为“以德报怨”，还要大声疾呼地说，“疯狗，打死它”。又譬如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地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于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至于他的命运，又是受嘲于当年，受敬于死后。这一般的非疯子，偏是“前倨后恭，“二三其德”的，还配说自己不疯，说人家疯吗？

中国现在的世界里，是沉闷寂灭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疯子能改换社会。非疯子头脑太清楚了，心里忘不了得失，忘不了能不能，就不免顺着社会的潮流，滚来滚去。一般的名流、伟人、政客，当年读书的时代，未必心黑如铁，一旦登台，顿时显出个鱼鳖虾蟹相，——这都为清楚头脑所驱使，所以“夫大人者”，还要不失其疯子之心。我近来觉得第一层憾事是自己没出息，不配当疯子；但是看见别个疯子，着实觉得亲切有味，很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