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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现代的出版制度才能形成以自由写作为基本生存方式的作家，中国现代作家之所以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他们一生中的最高水平，就是因为还没有丧失保证他们创作活动最重要的现代出版制度。以自由和公开为基本特点的现代出版制度的消亡，导致学术和文学活动所依赖的自由空间完全丧失。

（三）现代大学制度的变化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它和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都和中国现代大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最重要的文学社团和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大体上可以说是由中国现代大学而来的。但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大学所形成的传统，比如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术自由、党派退出大学和校园结社自由等都不存在了。由于失去了这些传统，文学的发展已成为不可能。

（四）文学教育和文学欣赏的变化

随着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体化，文学教育和文学欣赏的趣味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抛弃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所形成的传统，对文学教育和文学欣赏的基本要求是以工农的欣赏趣味为理想目标。

中国当代文学在1949年的转型过程中，本来可以继承中国现代文学已有的传统，包括继续让那些正在创作旺盛期的作家自由选择他们的创作道路，当时却对现代文学传统采取了一种敌视态度。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没有出现堪与中国现代文学相比的作家和作品，主要是政治文化精神制约了中国作家的创造力。

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除了由政治文化精神所制约以外，也与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性相关。从下面将要分析的个案中，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确实表现出了他们的局限性。

二　《文汇报》的讨论

本文选择的个案在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不为人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能仅仅以作家和作品的变化为主要依据，还应当注意那些曾经对作家的创作道路和读者的欣赏趣味产生了影响的历史事件。在50年代初期，中国各类文学杂志和报纸上曾经发生过许多对文学作品的各种形式的讨论，以往研究者较多注意的是那些纯粹的文学讨论，这些讨论的参与者以作家和评论家以及少量一般读者为主，而对于那些纯粹是读者参与的讨论却注意不够。其实在纯粹读者参与的讨论中，更能看出一个时代文学创作、文学教育、文学欣赏和文学评论的转型是如何发生的。

1952年6月4日，《文汇报》在第7版“文化广场”开了一个专栏，名为“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编者按”说：“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为散布享乐腐化思想的来源之一，因此在进行分析和批判时，必须比较全面地和深刻地接触到思想根源。”

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是如何完成的（3）

在这个栏目下首先发表了两个读者的短文：胡冰的《我的享乐腐化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蒋达章的《剥开名著的“皮”！》。

《文汇报》编者给蒋达章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蒋达章同志看《飘》这本坏小说，是去年在×学校图书馆借到的；在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很多学校图书馆都已经把反动书刊进行了一次清除，如果有个别学校图书馆还没有进行清查的，应当以严肃的向人民负责的态度进行一次清理工作。关于清理学校图书馆的情况，希望读者写信告诉我们，作为我们工作的参考。”

这两个读者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都是受到了文艺作品的影响。文章同时提到给他们的思想带来巨大毒害的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

6月6日，报纸发表了贾慧的文章《我的腐朽的人生观是怎样形成的？》。她在文章中说：“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在典型的半殖民地都市的资产阶级式大学里读书。随着美帝的文化侵略，其反动文艺作品也涌入了我们的图书馆。和《虎魄》同时，我也看了《飘》这本书。”

6月7日，发表了市西中学学生蔡宜其的文章《幼小的心灵是谁摧残的？》，“编者按”中说：“蔡宜其同学是市西中学的学生，今年还只有十八岁。从她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传播资产阶级文艺毒素的文艺作品对青年人的毒害何等严重！它摧残了幼小的心灵，使青年人整日沉迷在苦闷的圈子里，